二

　　郑苹如刺丁默村是汪伪时期一大事件，抗战胜利后审判丁默村，杀害郑苹如也是一大关目。《色·戒》故事与此案极相似，从男女主人公身分到谋刺经过几乎一一对应，而抗战期间国民党刺杀汉奸之事虽时有发生，施以美人计的，则只此一桩，－－由不得你不往上面想。这里有几问，其一，她是否读过金雄白的书？她对谋刺的所谓“内幕”是否知情？其二，倘若她知道底细，为何要矢口否认？

　　先说金雄白的书。金雄白抗战前曾任国民党《中央日报》和上海《晨报》（CC派潘公展所办）采访部主任，是个资深报人，又是著名律师，与国民党高层人物多有交往，同周佛海早就熟识。汪伪时期他随周佛海下水，任汪记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并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副主任，据他自称，该时期主要是在周支持下办报纸开银行，并未正式出任伪职，但他与周佛海是拜把子兄弟，称得上是周身边参与机密的心腹，不拘“国”事家事，周常委他办理，故他对汪伪内幕知之甚详。（他办的《海报》开小报风气之先，当时读者甚众。有趣的是，张爱玲曾为《海报》写稿，该报抗战胜利后由毛子佩接管，改称《铁报》，解放初期又改为《亦报》，张的《十八春》、《小艾》即连载于该报．牵丝擎藤地说．张与金间接地也算是有点因缘）。五十年代金避居香港，应《春秋》杂志之约，撰写《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此书记述汪政权始末，确有报道意味，书名系编者代拟，亦似报人之书，唯因身分特殊，所写多为亲历，或得之当事人，与张爱玲所说“以回忆录形式出现的报道”倒是正相符合。论者认定张读过此书，实因书中有一节日“郑苹如谋刺丁默村颠末”，专述刺丁事件。金雄自如何分解，容后再述，现在要说的是张的矢口否认。

　　张爱玲也许当真未读过该书，不过写于一九八八年的《续集》自序中称金书“近年”才出现，却显然不确。《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九五九年在香港面世，在《春秋》杂志上连载则更早（一九五七），只是那时张已远在美国。《惘然记》中交待包括《色戒》在内的三个短篇均写于“一九五0年间”，鉴于张到美国之初对在西方文坛立足抱有幻想，心无旁骜，专事英文写作，《色·戒》初稿当是一九五六年离开香港之前完成。果然如此，《色·戒》的写作时间就早于金书。至于小说“屡经彻底改写”的过程中张是否没碰过该书，我们可以存疑。按说她六十年代初返港为电懋编《红楼梦》，甚至在美国，都有可能看到该书，既然《色·戒》写的是同样故事，书中所写又是她熟悉的时代，她应该并不缺少阅读的兴致。

　　但是不论如何。关于郑苹如刺丁默村一事，张爱玲原是不必待读朱书而后知的。她将沦陷时期的身分说成“平常百姓”．这不能算错，却也不全是实情。她周围的人，有不少都与汪伪人物有来往，比如苏青，更不用说身为汪伪高官的胡兰成曾与她朝夕相处，无话不谈，凡此皆使她有可能成为“内幕”的知情者。这当中胡兰成的“嫌疑”最大，一则二人关系是夫妻而胜似夫妻，相处的日子以胡的话说常是“连朝语不息”，所语何事？当然不全是谈艺论文，所闻之事，所阅之人，所历之境，皆付谈中。二则汪伪特工的内幕．胡一点也不陌生．相反，他曾是七十六号的座上宾，虽不喜丁默村其人，与另一特工头目李士群则一度颇有交往，这是《今生今世》里写着的。他甚且吹嘘，后来李士群之死与他的略施小计不无关系。像刺杀丁默村这样爆炸性的事件，他断无不知之理，以他的名士趣味，这样香艳的话题未曾向张提起，反倒于理不合。

　　张爱玲于政治是隔教，对所谓“内幕”素来不感兴趣。寻常特工黑幕、政坛密闻之类，她的态度也许是姑妄听之。但刺丁案不同，是谋杀案，也是风流案，阴冷血醒中搅人男女情，自然又当别论，——男女之际，男女的心理乃是张爱玲小说一贯的题材。

　　但是且慢，张爱玲对《色·戒》本事，就是不肯认账。此举确乎有几分反常，因张的小说，故事多有所本，人物则几乎皆有原型，而她通常情况下似乎也并不忌讳道出小说的来历。张爱玲不是天马行空型的作家，其写作常需有所依凭，她的个人经验其实很有限，惟如此，她总是最大限度地充分加以利用，这里的经验有些是亲历，有些得自亲朋，有些得自书面材料，要在具有某种直接性，与己可产生某种关联。《传奇》中对旧式家庭生活的描写本于张的亲身经历和家人亲友的故事，现在已是人所共知，《色·戒》故事与她的关系看似远得多，但故事发生于她最活跃的那一时空，背景、气氛她自能有一种奇异的感知，间接里也就存着某种直接。对她这种孜孜于传达“事实的金石声”的作家，这样的故事如没有原型，才是怪事。在此原型之重要，在于她可藉此生动地延伸想像，曲尽其妙地达到生活的逼真性。

　　如确有原型，《色·戒》中的王佳芝舍郑苹如而外，还能是谁？

　　小说家时而信誓旦旦为故事的来历做证，时而对“本事”秘而不宣，这样的事屡见不鲜，采取何种态度，端视彼时的需要。张爱玲曾为《秧歌》的真实性大打包票，与水晶谈话，主动说及小说原型，一部未完的《连环套》，也居然花费笔墨长篇大论地道出本事，与读者分享材料中传递出的幽幽气息。《传奇》中人物被论者还原（如夏志清指出《茉莉香片》中聂传庆以张的弟弟为原型），她亦未加申辩。唯独对《色·戒》，她现身反驳，申说再三。个中原由，恐怕还是与材料的特殊性有关。《传奇》中人物均为普通人，张身边的人知道底细，固然对辩出“真身”怀有浓厚兴趣，一般读者难于索隐其间的对应关系，即便能够对号入座，这样的索隐趣味也只是读小说的余兴，小说固还是小说。《色·戒》则不同，事关重大事件，对应关系太过明显，读者更容易买椟还珠，还原的兴趣超过其它，而一经还原，又以为作者底牌，尽在于此，终是将小说作了野史对待。

　　将小说作野史的小说家大有人在，大名鼎鼎的高阳便是，高氏恰好写过一部《粉墨春秋》，以演义之体铺陈汪伪内幕，于七十六号多所着墨，郑苹如刺丁默村事当然不会放过。张爱玲对历史小说及纪实色彩颇浓的社会小说甚是偏爱，但兴趣仅限于材料。作为小说家，她对自己的作品则别有期许，小说于她是别一独立世界，索解普遍的人性，捕捉普通的人声的回响才是她的标的。假如我们所料不差（刺丁案确为《色·戒》蓝本），那么同写刺丁事件，高阳所重在事，张氏所重在人，高是就事论事，张是借题发挥。《粉墨春秋》中的“红粉金戈”一章是据金雄白书稍加点染而成，明眼人一看便知。高阳所为，仅在踵事增华。《色·戒》与“本事”之间的关系显然复杂得多，说面目全非也许夸张，至少就人物论．是面虽未革而已然洗心。抱负如此，用力如此，张爱玲当然希望读者专注小说本身，拒绝读者将《色·戒》“还原”为野史、黑幕（真正用心的作家谁不希望读者以自己所期待的方式对待自家作品？），倘若由还原的冲动引出政治化的索隐或对她个人隐情的究诘（比如由易先生联想到胡兰成），则她更不能容忍。拒绝还原的办法有多种，彻底斩断小说与本事间的联系也许最干脆，是故张爱玲推得一干二净。


　　

　　

　　三

　　谋刺丁默村是重庆、南京双方特工战中的一幕。丁默村系汪伪特工首领，中统选中他作为行刺对象，一方面是题中应有，另一方面也可说是知难而上。郑苹如在这一幕中扮演吃重角色，实因她具备三个条件：其一，丁是好色之徒，郑则是上海滩出名的美人。金雄白曾与郑为邻，称法租界法国花园一带，“活跃如邹韬奋。美艳如郑苹如，都是最受注意的人物”，郑的玉照且上过发行量最大的《良友画报》（一九三0年一百三十期）的封面。其二，郑十九岁加入国民党中统，因其母为日本人，抗战爆发后即利用此方便，周旋于日方高级官佐之间，据说在汪精卫离重庆前郑曾探听到汪“将有异动”的重要情报，通过秘密电台上报重庆，在特务活动方面，可称训练有素。其三，郑在上海光明中学读书时，丁默村是该校的校长，二人算是有师生之谊。

　　施展美人计的过程无须细述。谋刺的大概经过如下：某日丁在一朋友家午饭，临时打电话邀郑参加。饭后丁往虹口，郑谎称要去南京路，与其同行。车经静安寺，郑忽提出欲购皮大衣，令丁偕往挑选，丁不知是计，随往皮货行。然丁毕竟久干特工，十分警觉．将入店时发现两彪形大汉各挟一纸包逡巡不去，形迹可疑。丁情知不妙，乃不动声色人店内，甫入内即自另一门狂奔而出，坐上汽车逃逸。行刺者反应不及，拔枪射击为时已晚，仅中车身。暗杀遂告流产。事后丁料定郑必是重庆方面特工，但仍按兵不动，令郑以为身分尚未暴露。郑果然中计，第三日还打电话慰问，丁假意敷衍，且与郑约定下次幽会日期。郑竟尔如期赴约。方至约会地点，即遭逮捕。（一说郑苹如怀揣手枪往七十六号与丁会面，欲孤身行刺，旋被捕。）

　　关于郑苹如之死，金雄白的说法是，即在郑苹如供认自己为重庆工作之后，丁最初也井未决意将其置之死地，除欲追查相关线索之外，亦因“余情未断，颇有怜香惜玉之心”。（又一说是郑苹如被捕后并未供出真实身分，称自己只是不甘被丁玩弄，行刺纯属个人行为，与中统无关。丁虽心知郑为特工无疑，却仍贪恋郑的美色，打算关一阵即放她出去。）事情的急转直下，乃因于“妇人之心”，金写道：“一天在佛海住宅中午饭，我也在座，许多汪系要人的太太们纷纷议论，事前都曾经到她羁压的地方看过，一致批评郑苹如生得满身妖气，谓此豸不杀，无异让她们的丈夫在外更敢放胆胡为。默村的太太当然是醋海兴波。而其余的贵妇人们尤极尽挑拨之能事，当时我看到这样的形势，早知郑苹如必难幸免。”后丁默村老婆赵慧敏悄悄找到看押郑的林之江，令其下手，一九四0年二月某日夜晚，郑苹如被林之江自囚室中押出，遂被杀害。

　　虽有细节上的出入，有一点诸说是一致的，即丁默村并未动杀心．郑苹如最终被处决，与汉奸众太太的嫉妒之心有绝大关系。这一点除金书之外，尚有其它证据：郑母为丁默村杀害郑苹如致首都高等法院的信函即有郑被捕后“丁逆之妻及其他某某两巨奸之妻亦参预逆谋，极力主张应制苹如死命”等语。其后郑苹如之弟代母上法庭接受讯问时说得更明白：“丁逆之妻、李四群之妻、吴四宝之妻均主张将我姐处死，（我姐）遂被杀害。”（见《审讯汪伪汉奸笔录》）处决令似不可能得自丁妻，但丁即或知情乃至默许，也非他的初衷。顺便说一句，吴四宝太太名余爱珍，即是胡兰成逃亡日本后与之结婚，在《今生今世》中对其英爽之气大加称许的那一位。

　　谋刺丁默村事件，大概如此。因有关此事的各种版本大同小异，不管得之何种渠道，张手中的“材料”应该与上面的叙述大差不差。

　　刺丁案首先是一政治事件，殆无疑问。环绕这一幕，“美人计”之外，尚有隐情，一种说法是，行刺发动之前，郑苹如的上线张某已落人七十六号另一头目李士群手中，逼问之下，张如实招供，刺丁计划亦为李侦知。只因李士群与丁默村是对头，为争夺七十六号控制权，正欲除而后快，当然不肯通报。后郑苹如被捕，李也曾想插手。这是真正的内幕，一度与李过从甚密的胡兰成也许有耳闻。如此素材供给高阳，或可在《粉墨春秋》中又有一番铺陈，而张爱玲即或知晓，于她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张爱玲的“历史”非以政治上的勾心斗角构成。《色·戒》中对“内幕”的化用仅限于一点：易先生担心周佛海追究他疏于防范中美人计事．为对手所乘，遂杀人灭口，不待细细审问，迅速将王佳芝等一千人枪决。


　　

　　

　　四

　　就《色·戒》的命意而言，张爱玲对刺丁案的“改写”，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以下两点。一是女主人公的身分，二是主人公的死因。郑苹如是个职业特工，与张爱玲“在普通人身上寻找传奇，在传奇中寻找普通人”的要求不合，《色·戒》中的王佳芝因此被写成偶然进入特工世界的普通人。

　　在各种野史中，郑有时以抗日志士，有时以交际花的形象出现。前者见于对她身世、经历的交待．对其从容就义的描述，后者见于对她美貌的渲染，对其诱惑性的描摹（金雄白书中说，看押郑的特工大队长林之江曾亲口相告，郑在囚禁中曾以色相诱，而他几乎不能自持。高阳在《粉墨春秋》中据此将狱中。美人计”写得绘声绘色）。前者为义士，后者为尤物，统一于她的职业训练。在张爱玲的字典里，“义士”、“尤物”都是类型化的形象，“义士”于她固是隔教，倾国倾城的“尤物”她也只作神话看，－－此中无“人”，故尔两皆不取。

　　张爱玲曾针对小说中于女主人公爱国动机“全无一字交待”的指责辩护说，“那是因为我从来不低估读者的理解力，不作正义感的正面表白”。实则她根本不相信存在什么抽象、纯粹的。爱国心”、“正义感”。王佳芝爱国冲动是有的，与之相伴的是潜意识中的个人动机：虚荣心，冒险的欲望，演戏的刺激。惟如此，王佳芝乃至她的原型郑苹如，对张来说才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尤物”，《色·戒》的开篇倒像是在有意描画，麻将桌上酷烈的灯光好似聚光灯打出王佳芝秀丽的脸和“胸前丘壑”，但对“色”的强调仅限于此，当我们很快进人她的意识之后，神话性的因素即荡然无存，以“色”而论，她的校花级别尚不及郑苹如之曾为封面女郎。总之从里到外，王佳芝比之于她的原型，都在下降，下降为寻常人。

　　张爱玲有言，“写小说，是为自己制造愁烦。”（《论写作》）这一次的“烦愁”与以往不同，以往是寻常人加寻常事，《色·戒》所写则是寻常的人，不寻常的事件。以寻常人的心理、动机、反应为起点，进入不寻常的事件，这中间的缝隙需得由她的想像来填补。刺丁案给她提供了一个终点，结局是明摆着的，她并不越出“本事”的规定，她要探究的是，作为一个心理事件，这样一桩谋刺行动如何成为可能。

　　于是她打起十二分精神做种种的铺垫。她对暗杀活动的交待不无破绽（比如谋刺行动的实施者竟全是毫无经验的学生），但对主人公心理过程的把握则堪称天衣无缝。王佳芝自怜自恋，一路下去，终而达于最后的高潮戏——现代女性心理版的“捉放曹”。如此书写，可说是对刺丁案最大的“颠覆”：谋刺流产．分明是丁默村老奸巨猾，到这里变作王佳芝情的困惑。职业与业余，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清醒地知道自己是在演戏。郑苹如明白这一点，如金雄白的说法可靠，那她在被捕后还在对看押者继续施展美人计。与之恰成对照，王佳芝的业余，正见于她之分不清戏里戏外。说不上假戏真做．弄假成真．但在电光火石的一刹那，她弄不清何者为她扮演的角色，何者为自己了。

　　恍兮惚兮，如真似幻，都市男女有视情场如战场者．王佳芝的问题在于错把战场当了情场。前面写到王佳芝在校园里演话剧，后面又写到她戏瘾的发作．《羊毛》文中且致意再三，明示演话剧与扮美人计之间的关联，张爱玲对一“戏”字，确乎别有寄意。当然是对主人公性格逻辑的呈现，同时却也牵涉到张爱玲对女性的某种理解。“苍凉的手势”是张氏关于女性最经典的表述，论者多读出了其中的无奈，实则此意像一面是无奈，另一面是对手势的陶醉，陶醉于角色的扮演－－女人在情场上不期然地进入角色。至此，王佳芝与其原型相去已不可以道里计，－－但也难说，没准张爱玲以为，在另一意义上，王佳芝反倒是郑苹如的心理原型。至少她对郑苹如们的合理化解释只能是这样。

　　与佳芝相比，小说中的另一人物易先生与原型丁默村之间保持了更多的对应，从年龄，身分到好色。但有一处与本事大有出入：郑苹如被处决是别人背着丁默村所为，他原想手下留情；杀王佳芝则易先生完全是主动，并且绝对地果决，王佳芝等人事发后很快统统被处决（张爱玲不经意问还流露出对特工活动或日政治的厌恶，参与谋杀的人当中只有一名是职业特工，最后唯他脱逃，其他是学生，都成了牺牲品）。尽管对易先生速下杀手的动机有所交待（特工内部的倾轧），张爱玲却不愿在这上面多费笔墨，强调的是易的不动声色。只是到事过之后，她才为易提供显示其“多情”的机会。似乎是未免有情而愈见其冷酷无情。

　　上述“改写”至关重要。历史上的丁默村当然是个十恶不赦的恶魔，然而就事论事，张笔下的易先生在事件过程中显得更无情。张爱玲的小说世界的人物中向无正派、反派之分，以通常的标准，她的惯常做法是将“好人”往坏里写，将坏人往好里写，从来不惮烦于揭示人性的复杂。即如易先生，她也坚持“人”的理解，而不视之为“魔”。从王佳芝的视角侧写他落寞的神情，正面写他的心理活动，都说明这一点。可是对照原型，易先生的形象更为阴毒，似乎张是有意将其往“坏”里写了。《传奇》中的男性形象，振保之外，落墨较多予人印象较深者，多为浪子，如乔其乔、范柳原、姜四爷等辈，玩世不恭、游戏情场是其特性。易先生与此类形象固有相通处，但身上那份骨子里的冷已使他大大溢出张记浪子“小奸小坏”的范畴，尤其当那种冷藉杀王佳芝后的自鸣得意显现出来的时候。

　　冷寞寡清部分地可以归于特工的职业特性，对易先生自鸣得意的状写却不可能直接得自原型丁默村。正如王佳芝的心理真实性无须某个具体的原型一样，对易先生的心理描写也无待且不可能是依托丁默村，想像在此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有时候，某个原型太现成太典型了，简直不容回避。这原型不是丁默村，乃是胡兰成。易先生这个人物灌注了张爱玲对男性某一侧面或曰某一型男人的理解，“就近取譬”，胡兰成恰恰就是理解的通道。倘若如我们悬揣，刺丁故事确是先从胡兰成口中得知，张命笔之际想起当时情景，当更有一重刺激，将从胡兰成身上悟到东西写入小说，实在是顺理成章。易先生下令处死王佳芝，胡兰成所为不啻是对她感情上的谋杀，而面对她责问时的面无惭色以及在《今生今世》中记述一次次负情时的跌宕自喜，活脱就是易某内心独自的另一版本。逼肖若此，说易某的轮廓得自丁默村，胡兰成是他的心理原型，当无穿凿附会的嫌疑。

　　将易先生写得冷酷无比的同时，张爱玲放过了“本事”中的“真凶”－－几个竭力要将郑苹如置之死地的汉奸太太。就着“本事”，张氏原不难铺陈出另一番世俗风情，女人都是同行，同性间的敌意嫉妒张早有锐利的洞察。然而这是别一故事，舍此就彼，李代桃僵，为的是完成男女问紧张的心理剧．完成对于男性的张看。倘若“实事求是”，不唯削弱小说内在的张力，她对男性某一面的发现也无处安放。


　　

　　

　　五

　　话说至此，应该不难看出，谋刺丁默村事件只为张提供了一个叙述框架，人物的行为动机，则只能诉诸想像。《色·戒》所重，显然更在人物的心理，若说野史中的刺丁案只能是一“物理”事件的话，那它到张的手中，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一个心理事件，而此事件的核心部分则是男女间的爱欲情仇，谋刺事件只是外壳，为其提供了高度戏剧化的舞台。不妨将《色·戒》视为张爱玲对刺丁一案的重新诠释，诠释的资本，乃是她对男女情欲本质的洞察。野史的兴味来自内幕的披露，《色·戒》中若有“内幕”的话，张爱玲所张看的，也是男女情欲的内幕。

　　从素材到小说，张爱玲构思时必是大费周折，因为较之她其他小说中的人物，不论王佳芝还是易先生，离她所熟悉的世界都更为遥远。而她终能移花接木，让一个特工谋杀事件负载她的人性理解，纳入她探究男女情欲的惯常轨道。这也足证张爱玲是一个独特的作家：她有独特的个人视野，她张看到的一切总是与他人所获不同，无论何种题材，她总是能在其上留下鲜明的个人印记。

　　

易先生这个人物灌注了张爱玲对男性某一侧面或曰某一型男人的理解，“就近取譬”，胡兰成恰恰就是理解的通道。倘若如我们悬揣，刺丁故事确是先从胡兰成口中得知，张命笔之际想起当时情景，当更有一重刺激，将从胡兰成身上悟到东西写入小说，实在是顺理成章。易先生下令处死王佳芝，胡兰成所为不啻是对她感情上的谋杀，而面对她责问时的面无惭色以及在《今生今世》中记述一次次负情时的跌宕自喜，活脱就是易某内心独自的另一版本。逼肖若此，说易某的轮廓得自丁默村，胡兰成是他的心理原型，当无穿凿附会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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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捕風捉影，不是穿鑿附會是什麼？真讓人看扁了學者。余斌也沒親眼見過胡蘭成，怎能說易先生「逼肖」胡蘭成呢？所講的這一堆，想入非非耳。

倒是胡蘭成見過丁默邨，他說張愛玲寫得像丁本人，這還比較有參考價值。

余斌先生的《张爱玲传》是我读过的写得最好的张氏传记。

一本10多年前写成的传记，至今没有被超越，可见张爱玲研究的成绩如何。还是那句话，大陆严肃的张学专家屈指可数，甚至差不多可以说，陈子善一人而已。

　　其实，陈子善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今，做的主要是打捞张爱玲佚文的工作，并无真正专业的文学评论，他的几篇对张爱玲作品的介绍文章，不过是几句陈词滥调，并无真知灼见。

　　要说到对张氏文学的研究，还要数台港，自六十年代的夏志清、水晶至后起之秀的王德威、周蕾、张小虹、杨照、黄锦树等人，推陈出新，都用当下不同的流派、方法对张氏小说进行深入地剖析。奇怪的是，张的小说无论用哪种文学评论流派来解释都头头是道、细致入微，毫无穿凿附会之嫌，由此也可见出张爱玲小说的精妙深邃。

　　横看成岭侧成峰。

正因为没有什么出色的评论，所以陈子善的工作才显得突出。当然海外的另当别论，夏志清、王德威、黄锦树都值得重视。不过要说无论用哪种文学评论流派来解释都毫无穿凿附会之嫌倒不见得，水晶、周蕾尤其是林幸谦就非常突出。水晶和唐文标，我以为唐文标倒值得重视，虽然他对张无不保留。

【回复 卜洛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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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锦的个人主页 网易博客http://www.blog.163.com/tangjin225

【回复 唐锦 】:《色，戒》的故事其实是张的好友宋淇说给张爱玲的一个虚构的电影剧本。现在很多人因李安的原因对这篇文章似乎太过兴趣拉，以至于纷纷考证其原型，硬是把丁默村扯进。你们似乎忘了有时人生可以和艺术契合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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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他！可以吗

【回复 浮世风车 】:可惜现在的人只看刘川鄂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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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他！可以吗

不错那么旧的相片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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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星空本来就是寂寞的身影，留给人永远都是碎片和梦........

【回复 夜晚 】:
正因为没有什么出色的评论，所以陈子善的工作才显得突出。当然海外的另当别论，夏志清、王德威、黄锦树都值得重视。不过要说无论用哪种文学评论流派来解释都毫无穿凿附会之嫌倒不见得，水晶、周蕾尤其是林幸谦就非常突出。水晶和唐文标，我以为唐文标倒值得重视，虽然他对张无不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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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插几句话,呵呵.

陈子善做的是史学那块,重学理\证据,所以皓首穷小报打捞佚文.其实我觉得他更多是张爱玲爱好者而不是研究者,所以能看到的基本都是推崇备至的介绍性文字.

其实我看夏版小说史看到的好处实在不是很多,可能是赏析类评论过多造成的审美疲劳,我反思下来应该归结我缺少历史敏感.给我的最大印象其实是新批评与冷战思路.当然我有空会继续反思.

黄锦树\周蕾的评论无缘识见,不便置评.不过我还是比较同意夜晚对水晶、林幸谦的判断的，不过（好多不过啊）水晶后期的方法仿佛是有些改变的（读水晶不多不便妄言），而他前期那种类似过度阐释的新批评，对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对张爱玲的正名还是有很大作用的，那时候仿佛不说过一点就无法得到回应一样，夏的小说史也有点这样子。（虽然说的太过了事后还要引发作家地位论的争议）

唐的几本书我都看了，其实我对文季派一直以来都比较尊重的。方便起见贴一段我开题报告里对唐的评价吧。

我挺喜欢余斌的张爱玲传的，我还觉得他对作家作品的分析都是挺贴切入理的，其实做作家作品论是一件相当见功力的麻烦事，我的感觉是余传是有其高度的，而不是因为旁人的矮而显出来的。

大陆学者以研究张来安身立命的确实不多，当然，现在慢慢地多起来了（多并不表示质量就高，如大家的反映）。我觉得情况更可能被描述成：张爱玲是很多学者视野中的一景而不是全部，很多文章是在谈论一个更大话题的时候以张作为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比如孟悦在讨论中国现代性时从张爱玲小说中看出了一种可能（该文发表甚至比李欧梵早），比如很多人都在40年代文学/沦陷区文学/上海叙述/市民社会叙述等等框架下重新思考张爱玲的位置，比如陈思和讨论“都市民间”时张爱玲便是一个绝好的例证，又比如韩毓海结合“民族国家”再来反思“民间社会”这两种不同的现代方案，张爱玲也是绕不过去的。至少对我这样一个学生看来，我觉得好的批评还是有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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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享乐主义者的末日

【回复 酸底馒头 】:
【回复 夜晚 】:
正因为没有什么出色的评论，所以陈子善的工作才显得突出。当然海外的另当别论，夏志清、王德威、黄锦树都值得重视。不过要说无论用哪种文学评论流派来解释都毫无穿凿附会之嫌倒不见得，水晶、周蕾尤其是林幸谦就非常突出。水晶和唐文标，我以为唐文标倒值得重视，虽然他对张无不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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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一部在张爱玲评价史上属于异端的专著问世，即唐文标的《张爱玲杂碎》。唐文标经《文学季刊》同人鼓励，开始对中国现代作家进行研究，因不满于台湾批评界逮住张爱玲只鳞片爪便大作溢美，他特地搜集了散佚于40年代各种期刊的张爱玲的文章、照片与图画，力图使人对张爱玲有一定的了解。所收集的资料后来辑成《张爱玲资料大全集》，几经周折后84年由时报文化出版。《杂碎》出版以后，引起了很多张迷的批评，实是因为唐文标强硬地以“辩证唯物主义”来阅读张爱玲，直接穿越表象到达本质，读出的结果不甚审美，也有悖于多数文学读者的直观感受。唐文标的关注重点在于“文章为什么而写，写的是什么，和今日有什么关系”，在此基础上，他发现“张爱玲世界”是一个“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世界”，人物“都不太正常”：“正常世界内，人惯有的同情和怜悯，恻忍和温柔，对同类那种亲切，合群感、伴侣感觉，在这世界的人物里，几乎没有的。”而在写作手法上，他以为张爱玲没有通过一个正常世界的对照，来体现这个世界的非正常与必将崩坏；由于“趣味主义的要求”，张爱玲也不能对某些题材进行最为恰当地处理。由上他认为：“这个世界是不值得再花力气去描写的。……这世界与我们的现世毫无相类之处”，“也许我们该把‘张爱玲世界’看成我们的天花病，作者利用它替罪。我们出了一次疹，我们再生，以后永远不再生病了。”这似乎是一种非常“现代”的观念，因为“张爱玲世界”污浊黑暗，而将其归于过去，好同现在划清干系。这样急于与之一刀两断的决心，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左派幼稚病”。同时，唐文标得意的是他“以史证文”的方法（这种方法遭到林以亮攻讦的原因也是因为他所用的某些史实不确），他将张爱玲的作品放在沦陷上海的政治文化环境中考察，从而发现她的故事的发生地主要是上海租界，而人物往往出身于没落旧家，但是除此之外，是还有更广大的世界的。这种批评眼光（亦包含上面引文中所说的，张爱玲的文章中看不见正常世界中人的感情）使唐文标的所见，显然是“赏析体”之不见，但是他的“以史证文”法，存在的弊端也是明显的。文学无法等同于史料，张爱玲的文学世界虽然确有如唐文标所指出的缺陷，但是这显然不是她的文学带给读者的全部感受。“张爱玲世界”可以说是污浊，但污浊里面也有难堪的尊严；也可以说黑暗，但是黑暗也有色差，甚至有透进的微光（如傅雷言：“即是这些少的光亮直透进我们的内心”），张爱玲打动读者的，正是她对这个看起来已经这么不堪的世界还保持着一视同仁的尊重，从而留意到尘埃里的花朵，黑暗里的微光。
唐文标对张爱玲的解读中，较少带进自己读作品时的感觉，同样犯了以理论构架直接装填张爱玲的小说之弊，胡兰成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比较严厉的批评尺度，往往容易直觉地引起读者反感。偏于刻薄的论者，可能会嘲笑唐的唯一贡献便是搜集出版了张爱玲资料，但是，唐文标其实要探寻的是，这么丰富的生活、这么复杂的时代，张爱玲为什么只开发了这一部分？在总结研究张爱玲心路历程的《张爱玲杂碎》中，开头引用了《中国的日夜》，并引出了一串“不懂”的疑问，这疑问很大程度上是关于张爱玲对“中国”的看法，本来是可以将他自己带入解读中去，可是他将自己的感觉以散文的形式来处理，没有贯彻在理论分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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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享乐主义者的末日

55555，发的一段关于唐文标的说有敏感字符，要审核后才能发，不知道还发不发的出来。。。

索性贴一段关于胡兰成的评张，请查理指正！

《评张爱玲》第一部分一开始，张爱玲就被抬到一个很高的位置：“青春”。青春本是每个人都（会/曾）拥有的，不足为奇，但是在张爱玲身上，却显示出与众相别的价值：“她自身就是生命的泉源”、“不是她的对象真有这样美，这样崇高，却是她自己的青春创造了美与崇高，使对象圣化了”。接下来，胡提到张与基督之间的相似性：“贵族气氛本来是排他的，然而她慈悲，爱悦自己本来是执著的，然而她有一种忘我的境界。……读她作品的时候，有一种悲哀，同时是欢喜的，因为你和作者一同饶恕了他们……”张对笔下人物的悲悯，被提升到了耶和华看待世人的高度。在基督之外，胡兰成又树立了张爱玲的另一个参照系统：希腊神话：“只有英雄能懂得英雄，也只有英雄能懂得凡人，跌倒者自己是不能懂怎样跌倒的。她的作品的题材，所以有许多跌倒的人物。因为她的爱有余，她的生命力有余，所以能看出弱者的爱与生命力的挣扎”。张爱玲显然处于英雄的境地，所以能看到凡人的跌倒相的种种狼狈。但不论是“基督”还是“希腊”，显然都是与张爱玲的自我定位有差距的（张爱玲在描述自己时是尽量朝低的方向靠的，英雄与凡人的坐标中她显然倾向后者，《天才梦》里有明显的自嘲，“小市民”、“文学的习作者”，等等，都是她对自己的描述），但是针对张爱玲小说中往往共存的讽刺与温情的两种不同情绪，胡兰成“不仅是希腊的，而且是基督的”这一说法虽然有夸大溢美之嫌，却也能起到一定的解释作用（虽然对于傅雷来说，这里依然存在问题：“她阴沉的篇幅里，时时渗入轻松的笔调，俏皮的口吻，……有时幽默的分量过了分，悲喜剧变成了趣剧。趣剧不打紧，但若沾上了轻薄味（如《琉璃瓦》），艺术给摧残了。”）。张爱玲的最好的作品中，确实是含有胡所说的“基督”、“希腊”的气息的，虽然并不能代表她的全部。
第二部分是对《倾城之恋》的分析，大体是内容简介。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个人主义”。在胡兰成的叙述中，为政治正确而“爱国”、而“革命”已成为主潮，而为了保持自己的真心不至于为此吞没，所以只能做一个“各人自己照管照管自己”的“个人主义者”了。“这样的个人主义是一种冷淡的怠工，但也有更叛逆的。它可以走向新生，或者破灭，却是不会走向腐败。”在此基础上，他将鲁迅举为个人主义者，但由于“被什么纪律所牺牲了”，他“过早地放弃个人主义”。这样，在鲁迅以后的张爱玲的个人主义，便具有了很大的合法性与必要性，因为在“时代的阴暗”渐渐祛除的时候，“人们有着过了危险期的病后那种平静的喜悦，虽然还是软绵绵的没有气力，却想要重新看看自己，看看周围了”，而张爱玲是以一种新的眼光来看的，“到了她手上，文学从政治走回人间”。以胡兰成的说法，张爱玲小说表现了过去统治世界的一种可鄙弃的生活，而“她谴责这些，而抚慰那被损害、被侮辱的。她以眼泪，不是悲怆的而是柔和的眼泪洗净了人间。……她拆除了戏剧化的装饰，把人类的感情揩拭干净，告诉他们衣着的美，吃食的美……”值得注意的是，他对“眼泪洗净了的人间”的举例，都是张爱玲的散文。张爱玲的散文世界建立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上，以对个人日常生活、基本欲望的肯定与提倡，转移了人对现实政治的关注和参与（虽然按照胡的说法是“拆除了戏剧化的伪装”：已经没有真的“革命”、“爱国”，不过是姿态性的花架子）。问题是，张爱玲的小说里那样的生活，是不是因为“政治”的影响才显得如此不堪呢？张爱玲自道她写的不过“男女之间的小事情”，显然始终是“人间”立场，“这世界上有着牵牵缠缠使人不愉快的，不成款式的人生的伦理”，张爱玲并没有独立于这世界之外，即便是她的散文，也并不都是“明朗而亲切”，比如在《打人》里，她便发现自己没有一种现实的力量；同样可以看到的是，《烬余录》里，张爱玲对于个人的欲望满足充满矛盾，有时不免自嘲。结合当时的政治环境，我们可以发现，即便饮食男女流言私语的谈论，已经被提升到开启了一种新生活的高度，或者在沦陷区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但是张爱玲的散文里，仍然隐隐透露着矛盾与犹疑：一面是一个小女子孜孜讲述的欢快轻巧，一面却还是张爱玲式的怀疑与自嘲。虽然这怀疑自嘲，确为政治而发的为数不多，更大程度上，更是因为“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管是浮华还是升华，都要成为过去”的顾虑，必得把握现在及时行乐，但是这样的出发点，离胡兰成给她的高度相去仍甚远。值得注意的是，胡兰成将“革命”与“爱国”置于“非真”的位置，从而取消其合法性，而给以张爱玲的散文为代表的“新生活”让出空间，这样的“去政治化”努力，其中倒是包含着政治意图的。
《张爱玲与左派》基本上便是《评张爱玲》第三部分的再发展。胡兰成承认存在一种真的、合人性的革命，但将左派的“革命”排除在外，并认为“真的革命”发自内心、合乎人性，其实是与张爱玲有相通。他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反映论”、“工具说”的艺术观，认为其中倒是包含着许多资产阶级认识世界的方式。胡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指的是左翼的文艺理论家，他所批评的问题，确实是制约左翼文学发展的原因，由此他推出“真正”的艺术：“艺术是什么呢？是人生的超过它自己，时代的超过它自己，是人的世界里事物的升华，这超过它自己到了平衡被破坏的程度便是革命。懂得这个，才懂得在张爱玲之前谦逊”，“艺术是这样的使人间成为亲切的，肯定的”。但容我们设身处地地设想，在内忧外患的中国、日本占领的上海，人间怎么可能是一律“亲切的，肯定的”？如果人间不尽如此，那么艺术尚要描画、促成这样一个人间，岂不是闭着眼睛粉饰太平？胡的说法如果产生于左翼文学甚嚣尘上、左翼批评一统文坛的情况下，那么显然有他的价值，问题在于40年代的上海文坛与10年前大不相同，报刊检查精益求精，政治罗网密不透风，连张爱玲的文章里都曾被涂墨，左翼的容身与发声空间，可想而知地被压缩到最低。在此情形下，再通过抑左派而扬张爱玲，与其说这是为“张爱玲”新建合法性，毋宁说是赶尽杀绝地取消“左派”合法性。
在胡兰成的这两篇文章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将张爱玲安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不同于傅雷在他的文学坐标内寻找张爱玲所处的一个点，从而发现优点与不足；胡兰成评张爱玲，一下子就“飞扬”到人类文明的两大源头：基督与希腊，并与她的创作直接联系，另一方面，又将张爱玲的散文视为恢复新的人间感觉、回归“人的生活”的努力，将其安放在“为政治而政治”的左派文学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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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享乐主义者的末日

余斌的《张爱玲传》最近南京大学出版社出了个新版，不知道是否有增订。广西师范大学的那个版本一些基本的史实错误都没改过来。

黄锦树谈张的文字不多，很精彩，当然观点见仁见智。周蕾的书是别人翻译的，有点沉闷，大致而言，是谈女性主义的，张不过是她拉过来的一个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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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543462565

【回复 酸底馒头 】:

饅頭的學術文章鍛鍊有成，文采斐然，我難望項背（笑），但我或可以「考據派」的立場回答一二：

一、朱西寧先生初識胡時，曾就〈評張愛玲〉一文扣問胡，胡歉然的答以「完全忘記了」。胡的文藝觀前後有大幅的調整，即以晚年答鹿橋的一封信來看，他最後皈依的是詩經，當年上海的那一套還保留多少，很難說。胡公開發表的文字雖對張推崇備至，私人函件中卻可見到他對張的若干不贊同，這些必須注意，也可以是一個探討題目。又按：唐文標整理出的《張愛玲卷》後出，時胡早已離開台灣，書中列出胡當年的〈評張愛玲〉，未知胡是否重新讀到，恐怕沒有。

二、朱天文在淡江外文系有一教授王老師，現筆名容乃公，用Google可查到容乃公的網站。王老師出身台大外文系，留美時曾遠遠的看到張愛玲，回台後曾在朱家見過胡，當面談起西洋文學，印象是胡對西洋文學涉獵得很深，功力比當時台灣各大學留洋回來的外文系夫子們都強，他以為三四十年代大陸上對西洋文學的介紹已很完備了，而胡對此很有研究，故自傳上所謂三言兩語考倒了徐步奎（朔方），恐怕不是虛言，而胡則歸功於張愛。又據劉錚的看法，胡對俄國文學也甚有研究。過去看到路易士（紀絃）的回憶，對胡的文學見解也甚為傾倒。介紹這些，供研究者對胡有一定的估計。胡在日本，文學上的造詣與小泉八雲等量齊觀，小泉是英國人，在日本研究神話學、兒童文學、民俗學等，東京帝大開辦西洋文學研究所，第一任院長即小泉，第二任則是夏目漱石──以此或可吸引研究者好奇胡究竟在日本發表了什麼文字，相關資料現仍可在日文網頁找到。

三、回到胡的〈評張愛玲〉。青春，當讀者展讀張愛的〈年青的時候〉〈封鎖〉〈琉璃瓦〉等篇什，對其筆鋒，應該是很容易感染得到，這或可點出胡所謂張作品中「希臘」加「青春」的要素，對這兩者的定義俱見於胡的相關文字中。而青春最後是多麼不堪一擊，乃有「基督」，以〈五四遺事〉為例，則張許多作品的最後結論即是：「看吧，忙了這麼一場，結果卻還是......」，張若有胡所謂的悲天憫人、彈劾等等，我認為即在於斯，高角度的，但她的解決方案卻是束手無策的，似乎是一種宿命觀，所謂的「蒼涼」。

四、人性修為大過於作品，這是胡的定論，因此張雖有她自承的小器或胡所指的個人主義等等，則張或有調侃，實則悲憫大過於斯，但我上提的結論完全可以概括嗎？張雖如一般所見的小氣吝嗇等等，卻有人所不見的俠情，凡事不可一概而論。而胡對此是否真正看準了，毫無遺漏？

五、「張愛玲的最好的作品中，確實是含有胡所說的『基督』、『希臘』的氣息的，雖然並不能代表她的全部。 」別忘了，胡在後出的〈民國女子〉又凸出張的聰明，而張的「聰明」是否能夠立為題目，深入探討呢？如胡，如其他人所指出的，張當時只是小不點兒，則張的「聰明」其實際內容為何？一般所謂張「對人性觀察透徹」，但這與她對世事的懵然無知之間是否有矛盾，並在作品中露出馬腳來？胡當然是捧張的，反對的意見則是數十年後我們才看到，胡的信函尚有百封未整理，裏頭應該還有。

六、饅頭對〈傾城之戀〉及胡對此的評論，依我看，聯想和推測過多，還是應該回到當時實際的情形。文學畢竟是渲染的語言，考據者必須於此有所究辨，「即便飲食男女流言私語的談論，已經被提升到開啟了一種新生活的高度」，我認為這其實只是窮開心的點綴而已，日常生活難說以此為對話主軸。

七、張愛玲與左派，不不，我完全不同意饅頭的看法。左派應該是佔據了言論的市場，胡才需要提出反駁。國民黨縱然打壓左派，但始終沒有收到成效，更早之前如新月派、如胡秋原的「阿狗文藝論」都只是逆勢之下的反撲而已，胡蘭成的言論哪裏是「趕盡殺絕」，在孤島上海，左派仍然正囂塵上，根本沒有失勢。

回到前頭，依我看，胡這兩篇文章一來是戀人絮語，二來是有話要說。「趕盡殺絕」，光憑他一個人？邵迎建指出，張〈自己的文章〉是對胡的回應，而不是對傅雷。

  本贴于 2007-06-23 09:22:28 被【charliechan3@-KRGK】修改

補充一下看法：

我認為胡對左派得勢後的世界有他的評估與認識，他所要打擊的是那個，在他眼中左派對現實的解決方案是帶疾的、不道地的，甚至可以說，他們是有我無人的，胡無法忍受張的創作必須聽從他們的指導。而饅頭所謂「被壓縮到最低」，我認為不應是那麼詮釋，蓋左派文藝思潮在當時是全面性的運動，主政者形式上的打壓收效有限，一個對文字底蘊敏感的人自能很清楚的感受到對方勢力的存在。再一點，胡當時的思想仍有托派的成分，而托派已經跟延安對立了，這對胡的立場有一定影響。

胡對左派的反對，尚表現在其自傳中以「古鏡新記」為題的論述，當中有一段即將聊齋「長治女子」借題發揮，長治女子的故事其實就是民間邪術中的「養小鬼」，胡在大陸時期至少有兩篇文章指責這個，說三青團、共青團都是在養小鬼，自傳中所提的是當年那兩篇文字的總歸納。當年胡所指出的事實現仍政治敏感，請自去查閱，好像一篇在《苦竹》裏，一篇在大楚報的政論集中。「古鏡新記」尚有一節也是指責左派的。

重新思考一下相關的問題：

一、胡是看到、或聽到左派對張愛玲的什麼議論，而要跳出來為張愛玲講話？

二、當時的新聞檢查制度情形為何？即以胡的〈評張愛玲〉和〈中共存在的性格〉來看，其中也有被刪除的內容，在自身也難保的情況，如何對異己「趕盡殺絕」？胡甚至向倪弘毅誇耀自己的文章內容是最容易遭到刪改的。

三、倪是共黨潛伏在汪陣營中的地下黨員，對此胡可能曉得，而且以胡的為人，不太可能為此而跟對方陣營劃清界限，胡提到在抗戰末期曾考慮投向共方、甚至致電給陶希聖即可證明。據胡與侄兒胡紹鍾的家書，則他與陶希聖的交情菲淺，時潮中人保持各種交情，不濟時引為退路是可以理解的。題外話：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是陶希聖捉刀寫的，而胡在《苦竹》中有長文嚴詞批判，此事很可視為蔣汪手下文膽的言詞交鋒，而這兩位文膽卻有很好的交情。

四、袁殊可以大剌剌的在淪陷區辦報，且頭版刊出日皇裕仁的巨幅照片，用語極力阿諛。譬如在這類花招的掩護之下，又有個李士群在當靠山，則饅頭「问题在于40年代的上海文坛与10年前大不相同，报刊检查精益求精，政治罗网密不透风，连张爱玲的文章里都曾被涂墨，左翼的容身与发声空间，可想而知地被压缩到最低」的推測看起來是很有問題的，左翼的容身與發聲空間看來寬裕得很。空談理論，迴避敏感用語，當局恐怕難以嚴格控管這類捉迷藏的文字遊戲。

五、因此胡為張愛玲辯護僅停留在言辭交鋒的層次，不過是各陳己見、絆絆嘴而已，一樣是虛虛實實的文字遊戲。

“左派”自打在中国兴起后就好像无有式微过，前一阵子甘阳不又开始提“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重要意义”了吗？夏志清曾经说“鲁迅的勇敢是假勇敢”、“左翼的人骂人不留情面，骂张爱玲、钱钟书，我看得真是很心痛”。钱钟书是写《围城》出名的，其时已经是四十年代了。
我觉得胡兰成四十年代在上海写的那些文艺批评文章有些玩票性质，他自己花大力气研究，比较看重的可能还是那些政经研究文章。
有时候想，如果胡兰成当年避难去的是美国，而不是日本，对他后半生的修为将产生如何影响？
说胡兰成的西洋文学功底也深厚，但我看基本上是古典部分，现代部分几未触及。比如二十世纪最深具现代性的艺术──电影──胡兰成从未提及，从这点来说本雅明远敏感于胡兰成。
胡兰成对一般学者最大挑战性的地方在于实在难以归类，政经法文史哲，外加自然科学，四海皆通，当代学者哪有这个本事？。朱天文说过“我怎么觉得李维斯托和胡老师是说得一回事”，但李维斯托在个人创作修为角度显然无法与胡兰成相抗衡。

天哪，森林里太神奇了....

我这本是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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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深履薄

:《色，戒》的故事其实是张的好友宋淇说给张爱玲的一个虚构的电影剧本。现在很多人因李安的原因对这篇文章似乎太过兴趣拉，以至于纷纷考证其原型，硬是把丁默村扯进。你们似乎忘了有时人生可以和艺术契合的道理。[/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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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看水晶的书很诧异。
其他的人都看了，谁都爱评论张。很奇怪，她是绕不过去的。
周蕾给我的印象侧重于方法论了。
林幸谦的，则有过度阐释的嫌疑，一种偏执的女性主义批评，且和张爱玲的作品精神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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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比热爱饮食更真诚的爱。 不是我说的，是萧伯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