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重訪邊城〉
◎皇冠編輯部
一九六一年秋天，張愛玲先訪台灣，再到香港。
一九六三年三月，張愛玲寫下一篇英文遊記〈A Return To The Frontier〉，
發表於美國雜誌《The Reporter》，在當時台灣文學界，引起了極大的迴響。
二○○七年十一月，張愛玲的遺產繼承人宋以朗從家裏面一箱箱的張愛玲資料中，
發現了一篇極為珍貴的文稿──〈重訪邊城〉，
那是根據張愛玲本人在台灣和香港的短期旅遊經驗，所寫下的完整遊記！
讓人驚喜的是，它不是從英文版直接翻譯，而是張愛玲重新寫過的版本。
台灣和香港，在張愛玲眼中皆屬「邊城」，
透過她的眼睛，我們彷彿穿越時光，
看見了一個煥發著奇特生命力的台灣，
以及舊時香港色香味俱全的尋常生活。
※編註：此份手稿由於年代久遠，部分字跡已模糊難辨，為尊重作者，在此以空格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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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訪邊城
我以前沒到過台灣，但是珍珠港事變後從香港回上海，
乘的日本船因為躲避轟炸，航線彎彎扭扭的路過南台灣，不靠岸，遠遠的只看見個山。
倚在船舷上還有兩三個乘客，都輕聲呼朋喚友來看，不知道為什麼不敢大聲。
我站在那裏一動都不動，沒敢走開一步，
怕錯過了，知道這輩子不會再看見更美的風景了……
張愛玲／文
我回香港去一趟，順便彎到台灣去看看。在台北下飛機的時候，沒預備有認識的人來接。我叫麥先生麥太太不要來，因為他們這一向剛巧忙。但是也可能他們托了別人來接機，所以我看見一個顯然幹練的穿深色西裝的人走上前來，並不感到詫異。
「你是李察．尼克遜太太？」他用英語說。
我看見過金髮的尼克遜太太許多照片，很漂亮，看上去比她的年齡年青二三十歲。我從來沒以為我像她，而且這人總該認得出一個中國女同胞，即使戴著太陽眼鏡。但是因為女人總無法完全不信一句諛詞，不管多麼顯與事實不符，我立刻想起尼克遜太太瘦，而我無疑地是瘦。也許他當作她戴了黑色假髮，為了避免引起注意？
「不是，對不起，」我說。
他略一頷首，就轉身再到人叢中去尋找。他也許有四十來歲，中等身材，黑黑的同字臉，濃眉低額角，皮膚油膩，長相極普通而看著很順眼。
我覺得有點奇怪，尼克遜太太這時候到台灣來，而且一個人來。前副總統尼克遜剛競選加州州長失敗，在記者招待會上說了句氣話：「此後你們沒有尼克遜好讓你們踢來踢去了。」顯然自己也以為他的政治生命完了。正是韜光養晦的時候，怎麼讓太太到台灣來？即使不過是遊歷，也要避點嫌疑。不管是怎麼回事，總是出了點什麼差錯，才只有這麼一個大使館華人幹員來接她。
「你們可曉得尼克遜太太要來？」我問麥氏夫婦。他們到底還是來了。
「哦？不曉得。沒聽見說。」
我告訴他們剛才那人把我誤認作她的笑話。麥先生沒有笑。
「唔。」然後他有點不好意思地說：「有這麼個人老是在飛機場接飛機，接美國名人。有點神經病。」
我笑了起來，隨即被一陣抑鬱的浪潮淹沒了，是這孤島對外界的友情的渴望。
一出機場就有一座大廟，正殿前一列高高的白色水泥台階，一個五六十歲的太太相當費勁地在往上爬，裹過的半大腳，梳著髻，臃腫的黑旗袍的背影。這不就是我有個中學同班生的母親？
麥先生正在問我「回來覺得怎麼樣？」我驚異地微笑，說：「怎麼都還在這兒？當是都沒有了嘛！」除了年光倒流的感覺，那大廟幾乎直蓋到飛機場裏，也增加了時空的混亂。當時沒想到，送行怕飛機失事，要燒香求菩薩保佑，就像漁村為了出海打漁危險，必定要有媽祖廟一樣。
我以前沒到過台灣，但是珍珠港事變後從香港回上海，乘的日本船因為躲避轟炸，航線彎彎扭扭的路過南台灣，不靠岸，遠遠的只看見個山。是一個初夏輕陰的下午，淺翠綠的欹斜秀削的山峰映在雪白的天上，近山腳沒入白霧中。像古畫的青綠山水，不過紙張沒有泛黃。倚在船舷上還有兩三個乘客，都輕聲呼朋喚友來看，不知道為什麼不敢大聲。我站在那裏一動都不動，沒敢走開一步，怕錯過了，知道這輩子不會再看見更美的風景了。當然也許有更美的，不過在中國人看來總不如──沒這麼像國畫。
輪船開得不快，海上那座山維持它固定的姿勢，是否有好半天，還是不過有這麼一會工夫，我因為實在貪看，唯恐下一分鐘就沒有了，竟完全沒數，只覺得在注視，也不知道是注入還是注出，彷彿一飲而盡，而居然還在喝，還在喝，但是時時刻刻都可能發現啣著空杯。末了它是怎樣遠去或是隱沒的，也不記得了，就那一個永遠忘不了的印象。這些年後到台灣來，根本也沒打聽那是什麼山。我不是登山者，也不想看它陸地上的背面。還是這樣好。
「台北不美，不過一出城就都非常美，」麥先生在車上說。
到處是騎樓，跟香港一樣，同是亞熱帶城市，需要遮陽避雨。羅斯福路的老洋房與大樹，在秋暑的白熱的陽光下樹影婆娑，也有點像香港。等公車的男女學生成群，穿的制服乍看像童子軍。紅磚人行道我只在華府看到，也同樣敝舊，常有缺磚。不過華盛頓的街道太寬，往往路邊的兩層樓店面房子太猥瑣，壓不住，四顧茫茫一片荒涼，像廣場又沒有廣場的情調，不像台北的紅磚道有溫暖感。
麥氏夫婦知道我的脾氣，也不特地請吃飯招待，只作了一些安排。要看一個陌生的城市，除了步行都是走馬看花。最好是獨行，但是像我這樣不識方向的當然也不能一個人亂走。
午後麥太太開車先送麥先生上班，再帶我到畫家席德進那裏去。麥太太是美國人，活潑潑地把頭一摔，有點賭氣地說：「他是我最偏愛的一個人。（He's my favorite person.）」
她在大門口樓梯腳下哇啦一喊，席先生打著赤膊探頭一看，有點不好意思地去穿上襯衫再招呼我們上樓。樓上雖然悶熱，佈置得簡單雅潔，我印象中原色髹漆的板壁很多，正是掛書的最佳背景。走廊就是畫廊。我瞻仰了一會，太熱，麥太太也沒坐下就走了，席先生送她出去，就手陪我去逛街。
有席德進帶著走遍大街小巷，是難求的清福。他默無一語，簡直就像你一個人逍遙自在地散步，不過免除迷路的恐慌。鑽進搭滿了晾衣竿的狹巷，下午濕衣服都快乾了，衣角偶而微涼，沒有水滴在頭上。盤花金色鐵窗內望進去，小房間裏的單人床與桌椅一覽無餘，淺粉色印花掛衣袋是美國沒有的。好像還嫌不夠近，一個小女孩貼緊了鐵柵站在窗台上，一動也不動地望著我們挨身走過。也許因為房屋經巧新建，像擠電梯一樣擠得不鬱塞，彷彿也同樣是暫時的。
走過一個花園洋房，灰色磚牆裏圍著相當大的一塊空地，有兩棵大樹。
「這裏有說書的。時候還沒到，」他說。
想必是露天書場，籐椅還沒搬出來。比起上海的書場來，較近柳敬亭原來的樹下或是茶館裏說書。沒有粽子與蘇州茶食，茶總有得喝？要經過這樣的大動亂，才擺脫了這些黏附物──零食：雪亮的燈光下，兩邊牆上櫥窗一樣大小與位置的金框大鏡，一路掛到後座，不但反映出台上的一顰一笑，連觀眾也都照得清清楚楚。大概為了時髦妓女和姨太太們來捧場，聽完了一檔剛下場就嬝嬝婷婷起身離去，全場矚目，既出風頭又代作廣告。
經過一座廟，進去隨喜。這大概是全世界最家常的廟宇，裝著日光燈，掛著日曆。香案上供著蛋杯──吃煮蛋用的高腳小白磁杯，想是代替酒盅。拜墊也就用沙發上的荷葉邊軟墊，沒有蒲團。牆上掛著個木牌寫著一排排的姓名，不及細看，不知是不是捐錢蓋廟的施主。
祀的神中有神農，半裸，深棕色皮膚，顯然是上古華南居民，東南亞人的遠租。神農嘗百草，本來草藥也大都是南方出產，北邊有許多都沒有。草藥發明人本來應當是華南人。──是否就是「南藥王」？──至於民間怎麼會知道史前的華南人這麼黑，只能歸之於種族的回憶，浩如煙海的迷茫模糊的。我望著那長方臉黝黑得眉目不清的，長身盤腿坐著的神農，敗在黃帝手中的蚩尤的上代，不禁有一種森森然的神祕感，近於恐懼。
神案上花瓶裏插著塑膠線組成的鏤空花朵。又插著一大瓶彩紙令旗，過去只在中秋節的香斗上看見過。該是道教對佛寺的影響。神殿一隅倚著搭戲台用的木材。
下一座廟是個古廟──當然在台北不會太古老。灰色的屋瓦白蒼蒼的略帶紫藍，色調微妙，先就與眾不同。裏面的神像現代化得出奇，大頭，面目猙獰，帽子上一顆大絨球橫斜，武生的戲裝；身材極矮，從俯視的角度壓縮了。與他並坐的一位索性沒有下半身。同是雙手擱在桌上，略去下肢的一個是高個子，軀幹拉長了，長眉直垂到腮頰上。這決不是受後期印象派影響的現代彫塑，而是當年影響馬蒂斯的日本版畫的表親或祖先。日本吸收中國文化，如漢字就有一大部份是從福建傳過去的。閩南塑像的這種特色，後來如果失傳了，那就是交通便利了些之後，被中原的主流淹沒了。（註）
※註：鹿港龍山寺未經翻修，還是古樸的原貌。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光華雜誌有它一個守護神的彩色照片，凶惡的硃紅臉，不屑地撇著嘴，厚嘴唇佔滿了整個下頦。同年十二月時報週刊二五一期有題作「待我休息」的照片，施安全攝：兩個抬出巡行的神將中途倚牆小憩，一白一黑，一高一矮。頎長穿白袍的一個，長眉像刷子一樣掩沒了一對黑洞洞的骷髏眼孔；是八字眉，而八字的一撇往下轉了個彎，垂直披在面頰上，如同鬢髮。矮黑的一個，臉黑得發亮，撇著嘴冷笑，露出一排細小的白牙，兩片薄薄的紅唇卻在牙齒下面抿得緊緊的──顛倒移挪得不可思議。局部的歪曲想必是閩南塑像獨特的作風。地方性藝術的突出發展往往不為人注意，像近年來南管出國，獲得法國音樂界的劇賞，也是因為中國歷史上空前的變局，才把時代的水銀燈撥轉到它身上。※
下首大玻璃櫃裏又有隻淡黃陶磁怪龍，上頦奇長，長得像食蟻獸，如果有下頦，就是鱷魚了，但是缺下頦，就光吐出個舌頭。背上生翅，身子短得像四腳蛇。創造怪獸，似乎殷周的銅器之後就沒有過？
這麼許多疑問，現成有行家在側，怎麼不請教一聲？彷彿有人說過，發問也要學問。我腦子一時轉不過來，不過看著有點奇怪而已，哪問得出什麼。連廟名沒看清楚，也都沒問是什麼廟。多年後根據當時筆記作此文，席德進先生已經去世，要問也沒處問了。那天等於夢遊症患者，午睡遊台北。反正那廟不會離席先生寓所太遠，不然我也走不動。
麥家這兩天有遠客住在他們家，替我在山上的日式旅館定了個房間，號稱「將軍套房」，將軍上山來常住的。進房要經過一連串的小院子，都有假山石與荷池，靜悄悄的一個人影子都不見。在房中只聽見黃昏細雨打著芭蕉，還有就是浴室裏石獅子嘴裏流出的礦泉，從方櫃形水泥浴缸口漫出來，泊泊濺在地上。房間裏榻榻米上擺著籐家具。床上被單沒換，有大塊黃白色的漿硬的水漬。顯然將軍不甘寂寞。如果上次住在這裏的是軍人。我告訴自已不要太挑剔，找了腳頭一塊乾淨土蜷縮著睡，但是有臭蟲。半夜裏還是得起來，睡在壁龕的底板上──日式客廳牆上的一個長方形淺洞，掛最好的畫，擺最好的花瓶的地方。下緣一溜光滑的木板很舒服，也不太涼。一覺睡到日上三竿，女服務生進來舖床，找不到我，嚇了一大跳。
幸而只住了一夜。麥家托他們的一個小朋友帶我到他家鄉花蓮觀光，也是名城，而且有高山族人。
一下鄉，台灣就褪了皮半捲著，露出下面較古老的地層。長途公共汽車上似乎全都是本省人。一個老婦人紮著地中海風味的黑布頭巾、穿著肥大的清裝襖袴，戴著灰白色的玉鐲──台玉？我也算是還鄉的複雜的心情變成了純粹的觀光客的遊興。
替我做嚮導的青年不時用肘彎推推我，急促地低聲說：「山地山地！」
我只匆匆一瞥，看到一個纖瘦的灰色女鬼，頰上刺青，刻出藍色鬍鬚根根上翹，翹得老高，背上揹著孩子，在公路旁一爿店前流連。
「山地山地！」
吉卜西人似的兒童，穿著破舊的Ｔ恤，西式裙子，抱著更小的孩子。
「有日本電影放映的時候，他們都上城來了，」他說。
「哦？他們懂日文？」
「說得非常好。」
車上有許多乘客說日語。這都是早期中國移民，他們的年青人還會說日文的多得使人詫異。
公共汽車忽然停了，在一個「前不巴村，後不巴店」的地方。一個壯碩的青年跳下車去，車掌也跟著下去了。忽然打起架來，兩人在地下翻滾。藍天下，道旁的作物像淡白的蘆梗矮籬似的齊臻臻約有二尺高。
「契咖茹喲！契咖茹喲！（搞錯了喲！）」那青年在叫喊。
司機也下去了，幫著打他。
大概此地民風強悍。一樣是中國人，在香港我曾經看見一個車掌跟著一個白坐電車的人下去，一把拉住他的西裝領帶，代替從前的辮子，打架的時候第一先揪的。但是那不過是推推搡搡辱罵恫嚇，不是真動武。這次我從台灣再去香港，有個公車車掌被抓進警察局，因為有個女人指控他用車票打孔機打她。──他們向來總是把那件沉重的鐵器臨空扳得軋軋響，提醒大家買票。──那也還不是對打。香港這一點是與大陸一致的，至少是提倡「武鬥」前的大陸。
這台灣司機與車掌終於放了那青年，回到車上來。
「他們說這人老是不買票，總是在這兒跳下去，」我的青年朋友把他們的閩南話譯給我聽。
挨打的青年站起來拍拍身上的灰塵。他的美軍剩餘物資的茶褐色襯衫撕破了。公車開走了，開過他身邊的時候，他向它立正敬禮。他不會在日據時代當過兵，年紀不夠大，但是那種奇異的敬意只有日本有。
觀光客大都就看個教堂，在中國就是廟了。花蓮的廟比台北還更家庭風味，神案前倚著一輛單車，花瓶裏插著雞毛撣帚。裝置得高高的轉播無線電放送著流行音樂。後院紅磚闌干砌出工字式空花格子，襯著芭蕉，燈影裏偶有一片半片蕉葉碧綠。後面廚房裏昏黃的燈下，牆上掛著一串玲瓏的竹片鎖鍊，蒸饅頭用的。我不能想像在蒸籠裏怎麼用，恨不得帶回去拿到高級時裝公司去推銷，用作腰帶。純棉的瑞士花布如果亂紅如雨中有一抹竹青，響應竹製衣帶，該多新妍可喜！
花蓮城隍廟供桌上的暗紅漆筊杯橡一副豬腰子。浴室的白磁磚牆。殿前方柱與神座也是白磁磚。橫擋在袖案前的一張褪色泥金彫花木板卻像是古物中的精品。又有一對水泥方柱上刻著紅字對聯。忽然一抬頭看見黑洞洞的天上半輪涼月──原來已經站在個小院子裏。南中國的建築就是這樣緊湊曲折，與方方正正的四合院大不相同。月下的別院，不禁使人想起無數的庵堂相會的故事。
此地的廟跟台北一樣，供香客插燭的高腳蠟台上都沒裝鐵簽──那一定是近代才有的。台灣還是古風，山字架的下截補換了新木，更顯出上半的黯黑舊白木棍棒的古拙。有的廟就在木架上架隻小籐籮，想必籮中可以站滿蠟燭──一隻都沒有，但是揣度木架的部位與高矮，不會不是燭台。因陋就簡，還是當初移民的刻苦的遺風。
還有一個特點是神像都坐在神龕外，綉幔前面。乍看有點看不慣，太沒掩蔽，彷彿喪失了幾分神祕莊嚴。想來是神像常出巡，抬出抬進，天氣又熱，揮汗出力搬扛的人挨挨擦擦，會污損絲綢帳幔。我看見過一張照片上，廟門外擠滿了人，一個穿白汗背心的中年男子笑著橫抱著個長鬚神像，臉上的神情親切，而彷彿不當樁事，並不肅然。此地的神似乎更接近人間，人比在老家更需要神，不但背鄉離井，同荒械鬥「出草」也都還是不太久以前的事，其間又還經過五十年異族的統治，只有宗教是還是許可的。這裏的人在時間空間上都是邊疆居民，所以有點西部片作風。我想起公共汽車旁的打鬥。
花蓮風化區的廟，荷葉邊拜墊上鑲著彩色補釘圖案，格外女性化些。有一隻破了的，墊在個大缸底下。高僧坐化也是在缸中火葬的，但是這裏的缸大概是較日常的用途。缸上沒有木蓋，也許還是裝自來水前的水缸。香案前橫幅浮彫板上嵌滿碎珊瑚枝或是海灘石子作背景。日光燈的青光下，綉花神幔上包著的一層玻璃紙閃閃發光。想必因為天氣潮濕，怕絲綢腐爛。
夜間沒有香客，當然是她們正忙的時候。殿外大聲播送爵士樂，更覺冷冷清清。廊下一群廟祝高坐在一個小平台上，半躺在籐椅上翹著腳喝茶談天。殿側堆著鑼鼓樂器，有一面大鼓上寫著「特級」二字。
附近街上一座簡陋的三層樓木屋，看上去是新造的，獨門獨戶站在一小塊空地上，門口掛著「甲種妓女戶」門牌。窗內燈光雪亮，在放送搖滾樂。靠橋直挺挺兩隻木椅，此外一無所有。兩個年青的女人穿著短旗袍，長頭髮披在背上，彷彿都是大眼睛高個子高胸脯，足有國際標準，與一個男子在跳搖滾舞。男子近中年了，胖胖的，小眼睛，有點豬相，拱著鼻子，而面貌十分平凡，穿著米色拉鍊夾克，隨和地舒手舒腳，至多可以說跟得上。但是此地明明不是舞校，也許是他們自己人閒著沒事做廣告。
二等妓院就沒有這麼純潔了。公共食堂大觀園附設浴堂，想也就是按摩院，但是聽說是二等妓院。樓下一排窗戶裏，有一張籐躺椅上舖著條毛巾被，通內室的門裏有個大紅織錦緞長旗袍的人影一閃。這樣衣冠齊整怎麼按摩？似乎與大城市的馬殺雞性質不同。
另一個窗戶裏有個男子裸體躺在籐椅上，只蓋塊大毛巾。又有個窗戶裏，一個人傴僂著在剪腳趾甲。顯然不像大陸上澡堂子裏有修腳的。既然是自理，倒不省點錢在家裏剪，而在這春宵一刻值千金的時候且忙著去剪腳趾甲。雖然剛洗過澡指甲軟些容易剪，也是大殺風景的小小豪舉。
這一排窗戶不知是否隔成小室的統間，下半截牆漆成暗綠色，上半截奶油色，壁上有隻老式掛鐘。樓下大敞著門，門前停著許多單車，歪歪斜斜互相偎倚著疊放。大門內一列深棕色櫃台，像旅館或醫院掛號處。牆壁也漆成同樣的陰暗的綠色，英美人稱作「醫院綠」的。
大概因為氣候炎熱需要通風，彷彿沒有窗簾這樣東西，一律開放展覽。小電影院也只拉上一半鐵門，望進去黑洞洞的一直看到銀幕與兩旁的淡綠色舞台幕。
風化區的照相館門口高高下下掛滿妓女的照片，有的學影星張仲文長髮遮住半邊臉，有的像劉琦，都穿著低領口夜禮服。又有同一人兩張照片疊印的，清末民初盛行的「對我圖」。
夜遊後，次日再去看古屋。本地最古老的宅第是個二層樓紅磚屋，正樓有飛簷，山牆上鑲著湖綠陶磁挖花壁飾，四周簇擁著淡藍陶磁小雲朵。兩翼是平房。場院很大，矮竹籬也許是後添的。院門站得遠遠的，是個小牌樓，上有飛簷，下面一對紅磚方柱。
台灣彷彿一直是紅磚，大概因為當地的土質。大陸從前都是青磚，其實是深灰色，可能帶青灰。因為中國人喜愛青色──「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逕稱為青磚。紅磚似是外來的，英國德國最普遍的，條頓民族建築的特色。在台灣，紅磚配上中國傳統的飛簷與綠磁壁飾，於不調和中別有一種柔艷憨厚的韻味。
有個嘉慶年間的廟，最由的一翼封閉了，一扇門上掛著木牌，上寫「辦公處Office」。側面牆上有個書卷形小窗，兩翼各嵌一隻湖綠陶磁挖花壁飾作窗櫺，中央的一枚想必砸破了，換裝三根原木小棍子，也已經年深月久了，予人的感覺是原有的，整個的構圖倒更樸拙有致。
又有一幢老屋，普通的窗戶也用這種八角形綠磁挖花壁飾作窗櫺，六隻疊成兩行。後加同色木柵保護，褪色的淡藍木柵也仍舊溫厚可愛，沒有不調和。
小巷裏，採茶葉的婦人揹著孩子在門前平台上席地圍坐，大家合捧著個大扁蔑籃，不住地晃動著。籃子裏黑色的茶葉想必是烏龍，茶香十步外特別濃。另一家平台上堆滿了舊車胎。印度也常有這種大門口的平台。
年青的朋友帶我來到一處池塘，一個小棕櫚棚立在水心。碧清的水中偶有兩叢長草倒影。是農場還是漁塭？似乎我的導遊永遠都是沉默寡言，我不知道怎麼也從來不問。
有個長髮女郎站在亮藍的水裏俯身操作，一件橙黃桔綠的連衫裙捲到大腿上；面貌身材與那兩個甲種妓女同一類型，不過纖巧清揚。除了電影裏，哪有這等人物這身打扮作體力勞動的？如果我是貴賓來參觀，就會疑心是「波田姆金的村莊」──俄國女皇凱薩琳二世的寵臣波田姆金（Potemkin）在女皇遊幸途中遍植精雅的農舍，只有前面一堵假牆，又徵集村姑穿著當地傳統服裝載歌載舞，一片昇平氣象。
這美人想必引人注目慣了，毫不理會我們眈眈遙視，過了一會，逕自蹚水進棚去了。我這才微弱地噯呀了一聲，帶笑驚嘆。那青年得意地笑了。
此地大概是美人多。一來早期移民本來是南國佳人，又有娶山地太太的高山族，至少是花蓮的阿美族比著名出美人的峇里人還要漂亮。
我們沿著池邊走到一個棕櫚涼亭歇息，吃柚子。從來沒吃過這樣酸甜多汁的柚子，也許因為產地近，在上海吃到湖南柚子早已乾了。我望著地下欄杆的陰影裏一道道橫條陽光。剛才那彩色闊銀幕的一場戲猶在目前，疑幻疑真，相形之下，柚子味吃到嘴裏真實得使人有點詫異。
同是邊城，香港不像台灣有一水之隔，不但接壤，而且返鄉探親掃墓的來來去去絡繹不絕，對大陸自然看得比較清楚。我這次分租的公寓有個大屋頂洋台，晚上空曠無人，悶來就上去走走，那麼大的地方竟走得團團轉。滿城的霓虹燈混合成昏紅的夜色，地平線外似有山外山遙遙起伏，大陸橫躺在那裏，聽得見它的呼吸。
二房東太太是上海人，老是不好意思解釋他們為什麼要分租：「我們都是寄包裹寄窮了呀！」
他們每月寄給她婆家娘家麵條炒米鹹肉，肉乾筍乾，砂糖醬油生油肥皂，按季寄衣服。有一種英國製即融方塊雞湯，她婆婆狂喜地來信說它「解決了我們一天兩頓飯的一切問題。」砂糖他們用熱水沖了吃作為補品。她弟弟在勞改營，為了窩藏一個國特嫌犯；寫信來要藥片治他的腰子病與腿腫。她妹妹是個醫生，派到鄉下工作。「她晚上要出診，鄉下地方漆黑，又高低不平，她又怕蛇──女孩子不就是這樣。」她抱歉的聲口就像是說她的兩個女兒佔用浴室時間太長，「女孩子不就是這樣。」
我正趕上看見他們一次大打包。房東太太有個親戚要回去，一個七十來歲的老太太，可以替他們帶東西。她丈夫像牛仔表演捉小牛，用麻繩套住重物，掙扎得在地板上滿地滾。房東太太烤了隻蛋糕，又燉了一鍋紅燒肉。
「鍋他們也用得著，」她說。
「一鍋紅燒肉怎麼帶到上海？」我說。
「凍結實了呀。火車像冰箱一樣。」
她天亮就起來送行，也要幫著拎行李通過羅湖邊境的檢查。第二天她一看見我就叫喊起來：「哈呀！張小姐，差點回不來嘍！」
「噯呀，怎麼了？」
「嚇咦呀！先不先，東西也是太多。」她聲音一低，用串通同謀的口氣。「也是這位老太，她自己的東西實在多不過。整桶的火油，整箱的罐頭，壓成板的鹹魚裝箱，衣裳被窩毯子，鍋呀水壺，樣樣都有，夠賠嫁擺滿一幢房子的。關卡上的人不耐煩起來了。後來查到她皮夾子裏有點零錢，人民票，還是她上趟回來帶回來的，忘了人民票不許帶出來的。夥咦！這就不得了了。『這是哪來的？哈？』嗯，『你這是什麼意思？啊？』找上我了：『你是什麼人？啊？你跟她是什麼關係，哈？你在這幹什麼，啊？』」房東太太虎起一張孩兒面，豎起一雙弔梢眼，吼出那些「啊」「哈」。「噯呀我說我什麼都不知道，我是來送行的──心裏嚜一直急得要死。」她皺著眉嘖的一聲，又把聲音一低，竊竊私語道：「這位老太有好幾打尼龍襪子縫在她棉袍裏。」
「帶去賣？」
「不是，去送禮。女人穿在長袴裏。」
「──看都看不見！」
「不是長統的。」她向她小腿上比劃了一下。「送給幹部太太。她總喜歡誰都送到。好能幹呵，老太。她把香港拍的電影進口。給高幹看的。要這麼些錢幹什麼？哈？七十歲了，又沒兒女，哈？」她笑了。
這時候正是大躍進後大飢荒大逃亡，五月一個月就有六萬人衝出香港邊界。大都是鄰近地帶的鄉民。向來是農民最苦，也還是農民最苦。十年前我從羅湖出境的時候，看見鄉下人挑著擔子賣菜的可以自由出入，還羨慕他們。我們火車上下來的一群人過了羅湖橋，把證件交給鐵絲網那邊的香港警察。拿了去送到個小屋去研究，就此音信杳然。正是大熱天，我們站在太陽地裏等著。這香港警察是個瘦長的廣東靚仔，戴著新款太陽眼鏡，在大陸來的土包子眼中看來奇大的墨鏡，穿的制服是短袖襯衫，百慕達短袴，燙得摺痕畢挺，看上去又涼爽又倔傲，背著手踱來踱去。中共站崗的兵士就在我們旁邊，一個腮頰圓鼓鼓的北方男孩，穿著稀皺的太大的制服。大家在灼熱的太陽裏站了一個鐘頭之後，那小兵憤怒地咕嚕了一句，第一次開口：「讓你們在外頭等著，這麼熱！去到那邊站著。」他用下頦略指了指後面一箭之遙，有一小塊陰涼的地方。
我們都不朝他看，只稍帶微笑，反而更往前擠近鐵絲網，彷彿唯恐遺下我們中間的一個。但是仍舊有這麼一剎那，我覺得種族的溫暖像潮水沖洗上來，最後一次在身上沖過。
我學生時代的香港，自從港戰後回上海，廢學十年，那年再回去，倒還沒怎麼改變，不過校園後面小山上的樹長高了，中間一條磚砌小徑通向舊時的半山女生宿舍，比例不同了，也有點「面熟陌生」。我正眼都沒看它一眼，時間的重量壓得我抬不起頭來，只覺得那些拔高了的小杉樹還有點未成年人的伶仃相，一個個都是暗綠的池中暗綠的噴泉向白色的天上射去，噝噝嘩嘩地上升，在那一剎那間已經把我拋下很遠，縮小了而清晰異常，倒看的望遠鏡中人，遠遠的站在地下。沒等這畫面成形，我早已轉身走開了。
這次別後不到十年，香港到處在拆建，郵筒半埋在土裏也還照常收件。造出來都是白色大廈，與非洲中東海洋洲任何新興都市沒什麼分別。偶有別出心裁的，抽屜式洋台淡橙色與米黃相間，用色膽怯得使人覺得建築師與畫家真是老死不相往來約兩族。
想必滿山都是白色高樓，半山的杜鵑花早砍光了。我從來沒問起。其實花叢中原有的二層樓薑黃老洋房，門前洋台上被了漆的木柱欄杆，掩映在嫣紅的花海中，慘戚得有點刺目，但是配著碧海藍天的背景，也另有一種淒梗的韻味，免得太像俗艷的風景明信片。
這種老房子當然是要拆，這些年來源源不絕的難民快把這小島擠坍了，怎麼能不騰出地方來造房子給人住？我自己知道不可理喻，不過是因為太喜歡這城市，兼有西湖山水的緊湊與青島的整潔，而又是離本土最近的唐人街。有些古中國的一鱗半爪給保存了下來，唯其近，沒有失真，不像海外的唐人街。
這次來我住在九龍，難得過海，怕看新的渡輪碼頭，從前光潤的半舊棗紅橫條地板拆了，換了水泥地。本來一條長廊伸出海中，兩旁隔老遠才有一張玻璃盒裝的廣告畫，冷冷清清介紹香煙或是將上映的影片。這麼寶貴的廣告空閒，不予充分利用，大有諧星的 throwing line 的風度──越是妙語越是「白扔掉」，不經意地咕噥一聲，幾乎聽不清楚。那一份閒逸我特別欣賞。
相形之下，新蓋的較大的水泥建築粗陋得慘不忍觀。我總是實在非過海不可，才直奔那家店舖，目不斜視。這樣□□，目然見聞很少。
但是看來南下的外省人已經同化了。孩子們在學校裏說廣東話，在家裏也不肯講任何其他方言，正好不與父母交談，別處的十幾歲的人也許會羨慕他們有這藉口。
耶誕節他們跟同學當面交換聖誕卡片。社會上不是教徒也都慶祝，送禮，大請客。
報上十三妹寫的專欄有個讀者來信說：「我今年十九歲。」一年前她父親帶她從華北逃出來，一路經過無數艱險，最後一程子路乘小船到澳門，中途被中共射擊，父親用身體遮著她，自己受了重傷，死在澳門的醫院裏。她到了香港，由父親的一個朋友給找了個小事，每個月約有一百元港幣，只夠租一個床位，勉強存活。「全香港只有我不過聖誕節，」她信上說。「請告訴我我是不是應當回大陸去。」
十三妹怎樣回答的，不記得了，想必總是勸勉一番。我的反應是漫畫上的火星直爆，加上許多「！」與「＃」，不管「＃」在這裏是代表什麼，當然也不值得這樣大驚小怪，在封閉的社會裏，年青人的無知，是外間不能想像的。連父母在家裏有許多話也都不敢說，怕萬一被子女檢舉。一到了香港的花花世界，十九歲的女孩正是愛美的年齡，想裝飾自己的慾望該多強烈。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是真寧可回到「大家沒得」的地方，少受點痛苦。不過一路出來，沒有糧票路條，不靠親友幫忙決走不了這麼遠。一回去追究起來，豈不害了這些恩人？
我覺得這是個非常好的故事，緊張，悲壯，對人性有諷刺性的結局。可惜我不會寫。
臨走我有個親戚約了在香港飯店見一面，晚上七點半在大廳上泡壺紅茶，叫了一盤小蛋糕。談了一會，出來也才八點多。我得要買點廉價金飾帶回去送人，聽說就在後面一條街上就有許多金舖，開到很晚，順便去一趟。在飯店門口作別，不往天星碼頭走，需要□□。表姑父聽我說還要買東西，有點錯愕，但是顯然覺得我也算是個老香港了，不便說什麼，略一點頭呵腰，就在燈光黯淡的門廊裏一轉彎消失了身影。
我循著門廊兜過去，踏上坡斜的後街往上爬，更黑洞洞起來，一個人影子都不見。香港也像美國了，一到了晚上，營業區就成了死城，行人絕跡，只有汽車風馳電掣來往。這青石板山道斜度太陡，不通車，就一片死寂。
到底是中環，怎麼這麼黑？我該不是第一次發現我有夜盲症，但還是不懂怎麼沒走過幾家門面，頓時兩眼漆黑。小時候天色黃昏還在看書，總聽見女傭喊叫：「再看要雞茅（盲？）子眼啦！」「開了燈不行嗎？」「開了燈也是一樣！」似乎是個禁忌的時辰。只知道狗的視力不佳，雞是天一黑就看不見了？也許因此一到晚上「雞棲於塒」，必須回到雞窩去。照理在光線不足的地方看書，只會近視。黃昏的時候看書就得夜盲症，那是個禁忌的時辰，彷彿全憑□想，不科學。但是事實是我傍晚下台階就看不清楚梯級，戴著眼鏡也沒用。不過一向沒注意，這下子好了──正趕著這時候壯著膽子不去想香港那些太多的路劫的故事，索性瞎了眼亂闖，給捅一刀也是自討的。
都怪我不肯多跑一趟，怕過海，要兩次併一次，這麼晚才去買東西。誰叫你這樣感傷起來，我對自己說。就有那麼些感情上的奢侈！怕今昔之感，就不要怕匝頸路劫。活該！
道旁該都是匹舊式小店，雖然我這次回來沒來過。樓上不會不住人，怎麼也沒有半點燈光？也是我有點心慌意亂，只顧得腳下，以及背後與靠近的一面隨時可能來的襲擊，頭上就不理會了，沒去察看有沒有樓窗漏出燈光，大概就有也稀少微弱，而且靜悄悄的聲息毫無。
要防街邊更深的暗影中竄出人來，因此在街心只聽見石板路□□□的腳步聲。古老的街道沒有騎樓，□直，平均地往上斜，相當闊，但是在黑暗中可寬可窄，一個黑胡同。預期的一拳一腳，或是一撞，腦後一悶棍，都在蓄勢躍躍欲試，似有若無在黑暗中像風吹著柔軟的氣球面，時而貼上臉來，又偶一拂過頭髮，擦身而過，僅只前前後後虛晃一招。
這不是擺綢布攤的街嗎？方向相同，斜度相同。如果是的，當然早已收了攤子，一點痕跡都不留。但是那故鄉氣的市集，現在的香港哪還會有？現在街上擺地攤的只有大陸帶出來的字畫，掛在牆上。事隔二十年，我又向來不認識路，忘了那條街是在娛樂戲院背後，與這條街平行。但是就在這疑似之間，已經往事如潮，四周成為喧鬧的鬼市。攤子實在擁擠，都向上發展，小車櫃上豎起高高的桿柱，掛滿衣料，把沿街店面全都擋住了。
在人叢裏擠著，目不暇給。但是我只看中了一種花布，有一種紅封套的玫瑰紅，鮮明得烈日一樣使人一看就瞎了眼，上面有圓圓的單瓣淺粉色花朵。用較深的粉紅密點代表陰影。花下兩片並蒂的黃綠色小嫩葉子。同樣花還有碧綠地子，同樣的粉紅花，黃綠葉子；深紫地子，粉紅花，黃綠葉子。那種配色只有中國民間有。但是當然，非洲人穿的曠野原始圖案的花布其實來自英國曼徹斯特的紡織廠──不過是針對老非洲市場，投其所好。英國人仿製的康熙青花瓷幾可亂真。但是花洋布不會掉色。與我同去的一個同學用食指蘸了唾沫試過了。是土布。我母親曾經喜歡一種印白竹葉的青布，用來做旗袍，但是那白竹葉上膩著還沒掉光的石膏，藏青地子沾著點汗氣就掉色，皮膚上一塊烏青像傷痕。就我所知，一九三○年間就剩這一種印花土布了。香港這些土布打哪來的？如果只有廣東有，想必總是廣州或是附近城鎮織造的。但是誰穿？香港山上砍柴的女人也跟一切廣東婦女一樣一身黑。中上等婦女穿唐裝的，也是黑香雲紗衫袴，或是用夏季洋服的淺色細碎小花布。□區與中環沒有嬰兒，所以一時想不到。買了三件同一個花樣的實在無法在那三個顏色裏選擇一種──此外也是在這攤子上，還買了件大紅粉紅二色方勝圖案的白絨布，連我也看得出這是嬰兒襁褓的料子。原來這些鮮艷的土布是專給乳嬰做衣服的，稍大就穿童裝了。
在清初「十三行」時代──十三個洋行限設在一個小島上，只准許廣州商人到島上交易──是唯一接近外國的都市，至今還有炸火腿三明治這一味粵菜為證。他們特有的這種土布，用密點繪花瓣上的陰影，是否受日本的影響？我只知道日本衣料設計慣用密圈，密點不確定。如果相同，也該是較早的時候從中國流傳過去的，因為日本的傳統棉布向來比較經洗，不落色，中國學了繪圖的技巧，不會不學到較進步的染料。
看來這種花布還是南宋遷入廣東的難民帶來的，細水長流，不絕如縷，而且限給乳嬰穿。
我從前聽我姑姑說：「天津鄉下女人穿大紅紮腳袴子，真噁心！」那風沙撲面的黃土平原上，天津近海，想必海風掃蕩下更是荒瘠不毛之地。人對色彩的渴望，可想而知。但看傳統建築的朱欄，朱門，紅樓，丹樨，大紅漆柱子，顯然中國人是愛紅的民族。──雖說「大紅大綠」，綠不過是陪襯，因為講究對稱。幾乎從來沒有單獨大塊的綠色的──但是因為衣服比房舍更接近個人，大紅在新房新婦之外成了禁條。
當時親戚家有個年紀大的女僕，在上海也仍舊穿北方的紮腳袴。「老李婆的紮腳袴尿臊臭，」我姑姑也□□這笑話。老年人本來邋遢，幫傭生涯也一切馬虎，紮腳袴又聚氣。北邊鄉下缺水，天又冷，不大能洗澡。大紅棉袴又容易髒，會有黑隱隱的垢膩痕。也許是尿臊臭的聯想加上大紅袴子的挑逗性，使我姑姑看了噁心。
唐宋的人物畫上常有穿花衣服的，大都是簡化的團花，可能並不忠實複製原來的圖案。衣服幾乎永遠是淡赭色或是淡青，石青，石綠。當然，這不是說這些沖淡的色調不是適合國畫的風格。從來沒有。是否是有一種不成文法的自我約束？
中國固有的絲綢棉布都褪色，所以絕大多數的人在絕大多數的時候都是穿褪色的衣服，正如韓國的傳統服裝是白色，因為多山的半島物產不豐，出不起染料錢。中國古畫中人物限穿淡赭，石青，石綠，淡青，原來是寫實的，不過是褪了色的大紅大綠深青翠藍。中國人最珍愛的顏色「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紅男綠女」──並不是官員才穿大紅袍的。後人作畫墨守成規，於是畫中人穿那種沖淡的顏色。
明末清初冒辟疆在回憶錄中寫董小宛「衣退紅衫」觀潮，眾人望之如凌波仙子。我一向以為「退紅」是最淡的粉紅，其實大概也就是淡赭色，不過身為名妓，她當然只穿新衣，是染就的淡赭紅，穿著更亭亭入畫。
倒不是繪畫的影響，而是滿清入關，滿人不是愛紅的民族，清宮的建築與室內裝修的色調都趨向蒼□，上行下效，一方面物極必反，漢人本來也已穿厭了「鮮衣」。有這旬諺語：「若安佔，須帶三分孝。」白娘娘如果不是新寡，也就不可能一身白，成了她的招牌。《海上花》裏的妓女大都穿湖色，也有穿魚肚白，「竹根青」（泛背的淡黃褐色）的；小家碧玉趙二寶與她哥哥都穿月白。書中喪禮佈置用湖色月白。顯然到了晚清，上海的妓院與附近一帶的小戶人家已經沒這些忌諱了。
鮮艷的色彩只有保守性的鄉農仍舊喜愛，淪為沒有紀錄的次文化。此外大紅大綠只存在於婚禮中，而婚禮向來是古代習俗的廢紙簍，「兒女□□□」中安志節的考據，也都是當時已經失傳的□節了。「洞房」這名詞甚至於上溯到穴居時代，想必後來有了房屋，仍舊照上代的習慣，送一對新人。到山洞中過夜。洞房又稱「青廬」，想必到了漢朝人煙稠密，安全清靜的山洞太少，就在宅院中用青翠的樹枝搭個小屋，仿效古人度夏或是行獵放牧的臨時房舍。
從什麼時候起，連農民也摒棄鮮艷的色彩，只給嬰兒穿天津鄉下女人的大紅袴子。附近有一處婦女畫春宮為副業──我雖只知道楊柳青的年畫──都是積習相沿，同被視為陋俗。原因許是時裝不可抗拒的力量，連在鄉下，濃艷的彩色也終於過了時，嫌土頭土腦了。但是在這之前，宋明理學也已經滲透到社會基層，女人需要處處防閒，不得不韜光養晦，珍愛的彩色只能留給小孩穿。而在一九四○年的香港，連窮孩子也都穿西式童裝了，穿傳統花布的又更縮到吃奶的孩子。
當時我沒想到這麼多，就只感到狂喜，第一次觸摸到歷史的質地──暖厚黏重，不像洋布爽脆──而又不像一件古董，微涼光滑的，無法在上面留下個人的痕跡；它自有它完整的亙古的存在，你沒份，愛撫它的時候也已經被拋棄了。而我這是收藏家在古畫上題字，只有更「後無來者」──衣料裁剪成衣服，就不能再屬於別人了。我拿著對著鏡子比來比去，像穿著一幅名畫一樣森森然，飄飄然。是什麼時候絕跡於中原與大江南北，已經不可考了。港戰後被我帶回上海，做了衣服穿，一般人除了覺得怪，並不注意，只有偶而個把小販看了似曾相識，凝視片刻，若有所悟，臉上浮出輕微的嘲笑。大概在鄉下見過類似的破布條子。當然沒穿多久就黯敗褪色了。像抓住了古人的衣角，只一會工夫，就又消失了。
共產黨來了以後，我領到兩塊配給布。一件湖色的，粗硬厚重得像土布，我做了件唐裝喇叭袖短衫，另一件做了條雪青洋紗袴子。那是我最後一次對從前的人牽衣不捨。
排隊登記戶口。一個看似八路軍的老幹部在街口擺張小學校的黃漆書桌，輪到我上前，他一看是個老鄉，略怔了怔，因似笑非笑問了聲：「認識字嗎？」
我點點頭，心裏很得意。顯然不像個知識份子。
而現在，這些年後，忽然發現自己又在那條神奇的綢布攤的街上，不過在今日香港不會有那種鄉下趕集式的攤販了。這不正是我極力避免的，舊地重遊的感慨？我不免覺得冤苦。寧可冒身體髮膚的危險去躲它，倒偏偏狹路相逢，而且是在這黑暗死寂的空街上，等於一同封死在鐵桶裏，再鍾愛的貓也會撕裂你的臉，抓瞎你的眼睛。幸而我為了提心弔膽隨時準備著被搶劫，心不在焉，有點麻木。
而且正在開始疑心，會不會走錯路了？通到夜市金舖的橫街，怎麼會一個人都沒有？當然順著上坡路比較吃力，摸黑走又更費勁。就像是走了這半天了。正耐著性子，一步一步往前推進，忽然一抬頭看見一列日光光雪亮的平房高高在上，像個泥金畫卷，不過是白金，孤懸在黑暗中。因為是開間很小的店面房子，不是樓房。對街又沒有房舍，就像「清明上河圖」，更有疑幻疑真的驚喜。
貨比三家不吃虧，我這家走到那家，櫃檯後少年老成的青年店員穿著少見的長袍──不知道是否為了招徠遊客──袖著手笑嘻嘻的，在他們這不設防城市裏，好像還是北宋的太平盛世。除了玻璃櫃裏的金飾，一望而知不是古中國。貨品家家都一樣，也許是我的幻覺，連店員也都一模一樣。
我買了兩隻小福字頸飾串在細金鍊條上。歸途還是在黑暗中，不知道怎麼彷彿安全了點。其實他們那不設防城市的默契──如果有的話──也不會延展到百步外。剛才來的時候沒遇見，還是隨時可以冒出個人影來。但是到底稍微放心了點，而且眼睛比較習慣了黑暗。這才看到攔街有一道木柵門，不過大敞著，只見兩旁靠邊丈來高的卅字架。大概門雖設而長開。傳說賈寶玉淪為看街兵，不就是打更看守街門？更鼓宵禁的時代的遺蹟，怎麼鹿港以外竟還有？從前買布的時候怎麼沒看見？那就還是不是這條街，真想不到，臨走還有這新發現。
當然，也許是古□，不是古蹟。但是怎麼會保留到現在，尤其是這全島大拆建的時候？香港就是這樣，沒準。忽然空中飄來一縷屎臭，在黑暗中特別濃烈。不是倒馬桶，沒有刷馬桶的聲音。晚上也不是倒馬桶的時候。也不是有人在街上大便，露天較空曠，不會這樣熱呼呼的。那難道是店面樓上住家的一掀開馬桶蓋，就有這麼臭？而且還是馬可孛羅的世界，色香味俱全。我覺得是香港的臨去秋波，帶點安撫的意味，若在我憶舊的份上。在黑暗中我的嘴唇旁動著微笑起來，但是我畢竟笑不出來，因為疑心是跟它訣別了。
發掘〈重訪邊城〉的過程
宋以朗／文
〈重訪邊城〉是怎麼樣發掘出來的？這件事是我經手的。
首先，我要介紹自已。我的名字是宋以朗，我是宋淇〈林以亮〉和鄺文美的兒子。根據我家裡人說，我父母與張愛玲早在五○年代結交好友。當時我年紀太小，所以我沒有任何回憶。在一九六一年秋天，張愛玲先訪台灣，再到香港。在香港期間，有幾個星期，張愛玲是住在我們家裡的，我記憶中的張愛玲，是一個高高的貴雅的上海女士。一九六八年，我放洋讀書，其後定居美國東岸，從此沒再見過張愛玲。
一九九五年，張愛玲過世，我父母告訴我，張愛玲留了遺囑，將所有財產贈予他倆。當時我也沒有多想；一九九六年，我父親過世。二○○二年十二月，我母親中風。二○○三年一月，我返回香港長期照顧母親。
回香港後，我發現家裏面有一箱箱的張愛玲資料，包括書信、文稿、日常觀察、語錄、簽語、證件等等。但那些資料沒有經過整理，所以我也不大明瞭內容情況。
二○○七年，李安的電影「色，戒」上映，我這才重新閱讀家裡的張愛玲資料，找出有關〈色，戒〉的部份，並提供給媒體發表，我也因此逐漸明瞭張愛玲資料的大致狀況。這期間，香港大學要求提供有關「張愛玲，〈色，戒〉與香港大學」的資料，當時我從一堆三十四頁非常混亂的資料中，才找出一頁描述香港大學校園的資料。
二○○七年十一月，母親逝世，我開始正式細心整理張愛玲的資料。當我重新閱讀那份三十四頁稿子的時候，我發現它其實是一篇完整的遊記──〈重訪邊城〉。文中作者提到坐飛機剛到台灣，有一個穿西裝的人問她：「妳是李察．尼克遜太太？」我想起在張愛玲資料中看過英文版：〈You are Mrs. Richard Nixon？〉原來那篇英文遊記是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於美國雜誌《The Reporter》刊出的〈A Return To The Frontier〉。我小心比較〈A Return To The Frontier〉與〈重訪邊城〉，發現後者不是從英文版直接翻譯的，因為它新加了很多文字。
〈A Return To The Frontier〉在當時台灣的文學界，引起了極大的迴響，主要是因為張愛玲到台灣短期旅遊，她會見了王禎和，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等人，一般反應對〈A Return To The Frontier〉不是甚佳，也許大家對「祖師奶奶」期望太高了，但僅僅一個星期的短期旅遊，不大可能啟發出什麼高知卓見，而且英文寫作也顯示不出張愛玲中文的真正功力。
母親在去年過世後，我現在是張愛玲文學遺產的執行人，擔負著該不該讓〈重訪邊城〉出版的責任。第一個考慮的，應當是作者的意願。張愛玲的資料裡面，沒有提到過有關〈重訪邊城〉的事，所以我只能臆測：〈A Return To The Frontier〉在一九六三年刊出，而〈重訪邊城〉推斷是一九八二年以後才開始撰寫（因為文中引用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光華雜誌》中關於鹿港龍山寺的部份）。張愛玲也許知道了當年台灣讀者這方面對〈A Return To The Frontier〉的反應，耿耿於懷，以至二十年後再用中文還原原意，等於是回應當年台灣反應的一段情結。所以我是傾向出版。
第二個考慮是文學價值。〈重訪邊城〉的原稿有些混亂，可能因為還是初稿，未經修飾，不宜出版。我不是文學專家，所以我交給皇冠編輯，因為他們跟張愛玲合作四十多年，一定清楚「祖師奶奶」的標準。基於文學價值與歷史價值，他們對出版的態度是肯定的。這些就是〈重訪邊城〉公諸於世的原因。
（※按：《皇冠》二○○八年四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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