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我 的 母 亲
马金萍
今天是母亲节，谨以此文献给天下所有伟大的母亲
大约是两年前罢，有一天，我去看母亲。母亲从箱盖上拿起一双软底儿的青布面老式夹鞋对我说：看，今儿我给自己买了一双装老鞋。
当时我一听，觉得这话挺不吉利，就沉下脸说：妈，你买这个干啥呀？多丧啊！
母亲认真地说：丧啥呀，人都得有这一天。我今年都68啦，说不定哪天就得走呢！
这时我才恍悟，我的母亲已经六十八岁啦！她已经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太婆啦！
唉！可不是么，连我都已经是四十好几的人了，母亲能不老么？岁月的刻刀真是太残酷了，几乎是不经意间，就把一个人雕刻得弯腰驼背，老态龙钟了。
我的母亲姓徐，叫徐瑞，是黑龙江省肇源县人。她出生于一个大户人家的家庭。她小时候住的那个地方叫徐家围子，围子里所有的农户几乎都是她家的雇工。根据母亲的讲述，当年我曾写过一部中篇小说《横祸》，发表后念给母亲听，母亲说：纯粹是瞎编。
母亲出生于那样的一个大家庭里，不知为什么，我那个当地主的姥爷却不让她去念书，我的几个舅舅和姨妈也都不识字。正是这个“睁眼瞎”坑了我的母亲一生。
后来，世事变迁，母亲家道中落，一场大火烧焦了徐家围子。母亲为避兵灾匪祸，只身流落他乡。在嫩江边上，经人介绍，仅凭一张照片，她就稀了糊涂嫁给了我父亲。直到进了洞房才知道，我父亲那时候穷得真是家徒四壁，一文不名。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也只好那样啦。为此，我母亲耿耿于怀，几乎抱屈了一辈子。那时，母亲19岁，父亲已经27岁了。
母亲一共生了我们兄弟姊妹6人，3男3女，我是老大。从我记事起，我家就为生计犯愁。父亲是一个渔工，常年住网房子，很少回家，每月只往家捎回很少的几个钱。母亲就是靠着父亲捎回的那几个微薄的小钱，一分钱一分钱的算计，供我们念书和过日子。
记得有一年的冬天，大雪封路，交通不便，父亲没有按时捎回钱来，家里断粮断柴，屋里边冷的水缸和洗脸盆都冻了冰。母亲实在没招，就找来我父亲的一位远亲，请他帮忙。当他从兜里掏出几元钱，让母亲去买米时，我躲在黑灯影里，哭得几乎难以噤声。大概就是从那时起，我就暗暗下了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多挣钱，挣钱养活母亲。因此，我当兵的第一年，虽然每月只有6元钱的津贴，过年时却给家寄回了50元钱。
为了改变窘迫的生活境况，从60年代中期，母亲开始出去干临时工。那时，扶余油田刚刚开发，大量雇用各种各样的小工。修路、盖房、架管线，活有的是。当时，前扶松花江大桥还没有建成，交通不便，修建进料全靠水运。母亲的工作就是从船上往下卸石子，两个人用筐抬，从很高的跳板上走下来。上午卸两船，下午卸两船。那活是很累的，但是母亲却干得很来劲儿。为什么来劲儿？因为每月可以有三十几元的收入啊！
自从母亲干上临时工后，我家的生活困难才渐渐有所缓解。那时候，干临时工是非常不易的，去晚了，随时都会被解雇。我家没钟没表，母亲全凭感觉起床做饭，把我们打发上学后，她才能去上班。因此，有时感觉错了，常把半夜当早晨，饭做好了，要等上好几个钟头天才能亮，所以，母亲那时最大的奢望就是家里能有一个挂钟。
“文革”中后期，一批老临时工得以转正，母亲终于成了国家的正式工人。这时候，母亲已经40多岁了。她原以为靠上个国营正式职工，这一辈子总算有保证了，她哪里会想到，在她60岁退休之后，她所在的那个单位，被几个头头几乎祸害“黄”了。她每月不得不为那几个微薄的退休金而东奔西走去讨要。母亲说，这就是她的命。一辈子为钱而忙碌，而且是微不足道的小钱。
母亲有句口头禅，叫做：惯子如杀子，棍头出孝子。小时候，我们哥几个谁都没少挨她的苕帚疙瘩打。母亲打起我们来，从不手软。因此，直到现在，我们说起小时候的事来还耿耿于怀。每逢这时，母亲就有些不服的说，我在你们眼里就一点好处都没有啦？就记住我打你们的那些事，你们淘气，不好好学习，跟人家孩子打架那些事咋就不记得了呢？
说心里话，现在回忆起小时候的一些事，简直就像一场不可思议的梦。那时，父亲每月只能捎回二十几元钱的生活费，我就弄不明白，母亲就凭着这两个小钱儿，是怎样供我们念书的呢？母亲从自身不识字的苦痛中深深懂得了识文断字对一个人的意义。因此，无论日子怎么穷，她也要供我们读书。她对我们兄妹的其它过错可以容忍，唯独对我们不好好读书不能容忍。那时我们编了一句顺口溜：不怕老师打，不怕老师刮，就怕老师找我妈。真的，老师一找母亲，我们非挨揍不可。母亲不懂什么叫思想工作，她的思想工作就是用烧火棍子打笤帚疙瘩抽。
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个贫穷的年代，我们哥几个能读书认字，而且长大后每人都能干上一份体面的工作，这不多亏了母亲的苕帚疙瘩了么？
母亲年轻时会讲“瞎话”，在那些个漫长的寒冷的冬夜里，外边滴水成冰，我家屋里墙上挂霜，没有电视，没有广播，用什么去打发那漫漫的寒夜？只有母亲的“瞎话”。母亲在昏暗的灯光下，边搓麻绳便给我们讲，直到把我们讲睡为止。母亲讲的“瞎话”，几乎都是一个套路，聪明的穷苦人是怎样戏弄愚蠢的富人的。我的印象特别深的一个故事是：有一个穷货郎，为了把一个财主家的小姐娶到手，就伪称自己会熏衣裳。用什么熏呢？用屁。他每天都到财主家门口唱道：屁儿屁儿香，屁儿屁儿香，哪家姑娘熏衣裳？后来，终于用巧计将财主家的千金小姐娶到了手。这个故事非常逗乐，母亲每次讲，都逗得我们哈哈大笑。我后来之所以能迷恋上文学，走上文艺创作之路，与母亲讲“瞎话”的最初启蒙大概不无关系罢？
我真是不知道，母亲怎么说老就老了呢？而且已经悄悄为自己买了装老鞋，准备起后事来了。母亲是从哪一天开始老的呢？
那一天，我仔细打量了母亲一遍，母亲确实老了，头发已经花白了，腮也塌了进去，脸上的皱纹纵横交错，眼睛也变得灰暗起来。她再也不是当年从船上踩着高高的跳板往岸上抬石子的那个母亲了。
一想到母亲有一天要离开我们，我就觉得周身发冷，心里发悸。在我们的生活中怎么可以没有母亲呢？尽管我和母亲不常见面（特别是我调进省城之后），但只要她活着，就是一种象征，就有一缕温暖。七十岁有个家，八十岁有个妈，她只要活着，过年过节我们也有个投奔。假如有一天，她真地走了，我们还扑奔谁呀？
那天回家，我有些落寞，自己烫了二两酒，闷闷的喝了起来。这时，电视机里突然响起了《烛光里的妈妈》的歌声：哦，妈妈，烛光里的妈妈，你满头黑发，何时染上了霜花；你的腰身，为何变得不再挺拔……
听着这熟悉的旋律和这有些陌生的歌词，我忽然泪流满面，哽咽得哭出了声音。是啊，母亲用她的母爱养育了我们，可是，我们究竟给了母亲什么呢？
仅以此文，献给正在过母亲节的天下母亲们。
